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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油画） 杨飞云 240cm×135cm
接到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任务时，我最初的选题名是《国之瑰宝宋庆龄》，后来改成《宋庆龄》。接到这个创作任务，我觉得很荣幸也很激动。
首先我觉得，宋庆龄比较端庄、优雅，是国母的形象，但又代表着东方女性的那种美感和典型性。其次，她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说，在上个世纪，没有任何女性能够超过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在世界华人心目中，也没有人能超越。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我在画的时候很快就找到了感动点。
但是，宋庆龄的一生太丰富了，年轻的时候她就很引人注目，因为她和孙中山的婚姻，孙中山的地位和那个时代的特殊性。这时期，她的形象特别东方化，但又非常地新女性化。到了晚期，宋庆龄很富态，一派国母的威严、风度和慈祥。除了这样两个时期，还有孙中山去世以后曲曲折折的时期，究竟选择哪个时期来画也难倒了我。画早期，很漂亮，也很入画，造型、神情都富有美感，但是太单薄了；晚期涵盖了她的一生，但放到具体情节里，无论是她和孩子们或和谁在一起，总是要突出她，所以情节也就变小了。同时，那么多的情节，也不知道要选哪个，所以最后我决定画她的肖像，选择的是孙中山去世以后那段时间。这也验证了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她选择继续坚持孙中山的路线，虽然当时社会状况还是很动荡不安。
宋庆龄外表看起来温厚优雅，但内心是很坚定的，方向很明确。这个时期的她，在形象上既有年轻时的美感，又有晚期国母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成熟、优雅。在服装上，最终选择的是那种老式服饰，但很难传达出她的神韵，于是，我就翻阅了很多资料，也曾两次前往她的故居。最终，我为宋庆龄“定”了一个动作——穿着旗袍，露出的白领子和白袜子很生动、干净，旗袍外面还套着一件毛衣，这是新女性的代表，夹着的书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文稿，有点象征意义。我想用最简单的东西来反映她——很端正地站着，稍稍有点要走过来的感觉。
对于这幅作品，一方面要求我自己画得要好，另一方面就是把握内在的精神气质。既要画得像，也要符合国母的形象；既要画得亲切，又不能真的画成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
最终的画面背景是肖像上部有乌云，暗喻当时的时代，颜色较暗；远处天边有隐约的光线，暗喻希望在远方。肖像中刻画宋庆龄的手也下了很大工夫,她的手其实很有富贵感，但是又有女性的特点，不能画得很紧张。
在创作时，我是参照着她的图片来画的。但是图片有很多，需要综合起来，但综合后又发现，看起来不是很像，或者说很像但又是不确定的像，总觉得画得太漂亮了，后来还是以一个最基本的头像作为依据来体会这种气质。其实最难的是把握度，就是拿捏怎样反映出她的精神气息，包括人物本身的气质、画面气息的处理，要突出哪里不突出哪里，包括一个衣服褶子怎么安排等，这都得经过很多提炼来完成。
这幅作品我使用了古典的表现手法，它不适合用太即兴的方式，而是很平稳的、深入的、稳健的方式，且还得有一点中国的味道。这些都是在脑子里不断地调整后确定的。
后来我妻子对这幅画提出了很挑剔的意见，她说，画像太漂亮了，没有深度。眼睛的部分画得很像，但是嘴部有点问题，稍微有抿嘴的感觉。还有一个老领导，对革命人物的历史了解更多，提出了很重要很准确的意见。最后的定稿，很多都是靠这些具体的建议来进行修改的。
这幅画最主要的难点还是如何通过形象烘托气质。在人物大小的处理上，若画得小了，没什么力度；正常化了，就没有大人物的感觉了；最后画成一个大人物，有点神圣化，这样才能深化，再去强调女性的柔美、端庄、优雅，才有分量。
绘画奇妙的地方，就是能够将情感、表现力直接抒发出来。但是这个题材绝对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画，这个题材是体会、体验后，慢慢地强调整体，反复画。所以这个题材要用古典画法，这也是我原来所熟悉的，跟现在的画法很不一样。
（本报记者 严长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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