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教堂

掐指算来，这是我在京城的第二次办展。第一次是在中国美术馆，由《美术》杂志主办。今天开幕的画展，我选择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别有一番滋味。两次画展相距20载，其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颇有一番沧海桑田的感觉。我也由体制内画家变成自由艺术家，中国人变成世界人。人生身份的改变，甘苦辛酸自不待言。

“不和时宜”展是我离国近十八载的一次总的面貌呈现。“不和时宜”表明了我对在市场艺术机会主义者驱使下的对艺术本意的歪曲的否定。“不和时宜”不是过时，不合潮流的意思，它是我拒绝一些热门风格题材，紧跟火暴市场的引诱，坚持自我远离被各种利益集团及市场所劫持的当代艺术竞技场的立场表明。

“不和时宜”展展出作品就像一出 slide-show ，清晰地呈现出这两年来我的艺术想法和缓慢的进化过程，以及每副作品之间的文脉的联系。很大部分作品反映了那个难忘年代的一整代人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共享，它们没有简单地给予答案，却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史料，感性提问及深层次的思考。

视觉游戏是我钟情于艺术的原因之一，我总是对马塞尔·杜尚先生不屑于眼球游戏的故作姿态不以为然。我让自己彻底地从当代艺术教条中解放出来，和那些时尚艺术家拉开距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点、线、面、画画。我无法阻止我自己，就像电影《红菱艳》里的蓓姬那样，一个注定艰难的人生。

陈皖山 工作照

陈皖山简历：

生于1962年，1980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同年任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1992年赴美留学，后定居作为自由职业艺术家。2007年返国。

陈皖山1983-1984年的雕塑创作《秋收起义》给同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构思、构图开始了一个老题材的新方向。毛泽东的形象第一次塑造得不同于传统的“红、光、亮”模式。代艺术家追求一种明显的记录照片的印象，放弃了死板的写实手法，代之以更加注重光影视觉以及印象为主要目标，浮雕和圆雕的手法混合使用，以取得一种视觉上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不同于传统的写实，它是一种远久的记录照片的真实感，聚焦不清，黑白调子缺乏中间层次，画面不完美，特定环境真实记录的唯一性。毛泽东的形象来源于毛泽东在古田村讲话的那张著名的纪录照，这是一张在那个年代全中国大街小巷宣传栏里都能看到的一张照片，每一个中国人都对其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解释，那是与“红、光、亮”的完美形象有着很大的距离，那就是真实 ，而不是革命文宣。艺术家对真实的追求努力得到了回报，引起了很多艺术家和观众的共鸣。这一毛泽东形象明显地区别于早期的“红光亮”和近些年出现的毛泽东形象不严肃化和娱乐化有着明显的分野。10月10日的“今日美术馆画展”也秉持了这一严肃认真的态度。展出的几幅作品表明艺术家在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在展示毛泽东的自身形象上下工夫。它反映出艺术家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对历史的尊重。

1985年开始的文化艺术变革成就了各色各样的思想亢奋和旺盛的社会文化活动。陈皖山1989年1月在中国美术馆一楼西厅展出的个人展览正是顺应了当时的文化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大的历史潮流，推出了以大量的新表现技法为主的人体油画和抽象水墨画，区别于同期展出的以美院写实为主的传统油画。画面的抽象的色彩构成和现代形式，取代了传统的苏联社会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主观取代客观，文学取代视觉，这是当时艺术家的最新尝试，也是艺术家事业当中所坚持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宗旨。艺术创新被看成比艺术本身还要重要的一个原则。陈皖山总是醉心于各种不同的艺术题材、风格和技法的探索，游走于不同的媒介物之间，几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同时并存，主要目的是反对人为的制造适应市场需求的艺术标签。比如画虾的一辈子画虾，画虎的一辈子画虎，光头、傻笑等等也能够成为市场的记号标签。由于市场营运所产生出的对艺术家特定风格的严格要求，事实上窒息了艺术家的创造力，是一种对艺术创造本身的终极否定，也是对艺术家人格的否定。

十几年的侨居生涯让艺术家重新认识到艺术之根的重要性，艺术家从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想到对其进行有限的否定批判，期间历经二十载。重新认识到艺术不仅仅具有世界语言的人类共性一面，同时也携带着民族性和阶级性，在政治正确的幌子下，也包含着对艺术话语权的垄断和对艺术作品的解释权。让艺术家深感悲哀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很多艺术家在不明事理的情况下，在少数国外文化思想和资金的影响下，正在描绘一幅中国人的肖像，一幅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不愿意接受的肖像，这幅肖像不仅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同时也违反了以西方人为标准的“政治正确”基本原则，充满了文化和价值观念歧视。美国华人的精英组织“百人会”（由美国政治、商业的华人精英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组成）其成立宗旨之一就是，阻止各种保守势力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