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仃坚持以天安门为主的方案，并为这个方案做了专业化的针对性解释：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其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象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品，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尚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者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继承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代就火气重了。
设计者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的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尚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以上系摘自有关原始档案，文中“设计者”乃第一人称的张仃。
两个方案，各自表述，也各有其欣赏、赞同者，竟成相峙之势，于是交政协表决(此前，张仃的政协会徽设计方案被顺利采用，广受好评)。张仃方案以微弱多数票胜出。
周恩来总理再做决定，将张仃方案交梁思成小组完善、深化,最终再由张仃制作为成品件。这一决定，同样体现了赋权于民，争取广泛团结的伟大智慧。后来，梁思成作为党外人士领取了现金稿费；张仃作为党内同志领取又捐回了象征稿酬的200斤小米。
应该说，初稿阶段的张仃国徽设计(即手绘稿)，天安门的比例不很标准、规范。梁思成小组根据实测，极其精准地再造了一个庄严雄伟的图像天安门，剪影轩昂，气度非凡。更重要的是，雕塑家高庄更在执行深度加工的过程中，用“吴带当风”的绶带诗意发挥，匠心独运地处理了天安门、麦穗、齿轮和五星之间的审美统一，丝丝入扣，气通神贯，令国徽设计获得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的品质飞跃。后来，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技师，把直径3米多的木雕巨型国徽赶制出来，并于1950 年9月30日亲自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直到今天。
以下要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基本形成条件：领袖们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英的立国理念和意志；政协的选择投票和交办决策；张仃的初稿及梁思成对初稿的补衬；梁思成小组的完善，尤其是高庄的浮雕艺术升华；张仃小组的最终制作。各个环节互为关联与支持，缺一不可。国徽乃集体智慧的结晶。
此前此后，张仃还曾亲自设计或组织设计过开国邮票、政协邮票、开国大典美术景观、中南海多处装修等。将八个大灯笼挂上天安门，最初也是他设计创意的。
作者：邹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