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肖青: 1930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1949年参军,历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组长,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中国画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油画《情报》、年画《欢迎大军进营房》双双获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进驻昆明》、《太平渡口》等。版画《迈步》入选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并赴苏联展出。《晨歌》、《早春》、《照相》、《战地记者》、《今夜星光灿烂》等入选全军二届美展,获50-60年代鲁迅版画奖。国画《踏遍高原千里雪》获全军三届美展优秀奖,《在河之洲》获全国首届风俗画佳作奖,《昨夜风雪漫高原》、《难忘的泼水节》、《山寨梨花》、《渡口》、《金沙江畔》、《雨后》等获云南文学艺术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毛主席纪念堂及国内外人士收藏。出版有《梅肖青画选》、《梅肖青绘画精品选》、《梅肖青国画集》、《梅肖青写生画集》。生平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家年鉴》、《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外古今名人肖像》等多种典籍。
王迎梅(以下简称王):冯牧曾说:“您是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位画家。”请您谈谈您的军旅生涯。
梅肖青(以下简称梅):1949年,我19岁,刚好高中毕业,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很想上美术学院继续我的梦想,但是家里很穷,在亲戚之间辗转流浪,完全是靠他们的周济,我才勉强读完了高中,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当然就更没有条件去上美术学院了。
正在我为我的前途茫然的时候,南昌解放了。我随着人群观看解放军的入城式,看到在队伍前面有一幅巨大的“在毛泽东胜利的旗帜下前进”的画像,气势宏大,让我眼睛一亮。后来又看到四兵团的战绩展览会上有许多描绘战争的图画,让我很意外解放军里还有画家。紧接着南昌街头出现了四兵团文工团招兵的广告,我一看这正是大好机会,就去报名了。参军后,凭着一点爱好,进入了美术股。吃饭不成问题,而且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部队对我的关怀,都让我觉得非常温暖,感觉自己有一个家,不再是到处流浪了。
部队里,有很多画画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习油画,学习水彩,再加上我自己对美术的爱好,一边干一边学。组织上也很重视,有机会就派我们出去学习。
应该说,在我痛苦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家,而且是搞美术,正实现了我的梦想,让我感觉有些一步登天。这是历史的巨浪把我卷到部队,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一到部队后就像钉子一样钉到部队了。从南昌一路走过来,最后到云南,就在这里扎根了。我参军是1949年,所以冯牧同志说,我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画家。
王:军队生活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梅:军队对我的创作影响太大了。我一参军读的文艺理论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反应了文艺创作的规律,“生活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我们是深信不疑的。它开阔了我的思想,教导着我怎么画画,怎么搞文艺工作。
我的创作和部队是密不可分的。我首先是个军人,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反映部队生活,这是我首要的任务。所以每年我都下到部队去,起码有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我都在边疆跑。云南的各个哨点、哨所都是分散在山高的地方,非常艰苦,我都几乎跑遍了。当时很年轻,有追求有理想,不以为苦,想要深入斗争最前线,深入到部队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感情。
油画《情报》1953年
油画《进驻昆明》1961年
王:您早期创作的油画《情报》和《进驻昆明》都有很大的影响,能够请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它们的创作过程吗?
梅:《情报》就是我深入生活的结果。1953年,建国刚三年多的时间,大城市基本解放了,但是边疆还比较动乱,云南境外是国民党李密的残余部队,境内还有反动地主土匪武装,情况相当复杂,斗争很尖锐。部队把我下放到金平体验生活,我先在连队生活三个月,最后再到民族地区去深入调查研究,就到了中越边境。那时越南没有解放,境外都有残匪,军民团结保卫着边疆,部队没有营房,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的,为他们扫地挑水,跟老百姓接触的非常密切,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很多情报,老百姓依靠部队来保卫。当时有很多先进人物,其中有个民兵英雄叫邓大妈,是瑶族的,常在漆黑的风雨之夜,跑去苗寨部队驻地报告匪情。邓大妈的事迹激励我,我就这样创作出了《情报》。后来,《情报》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第一次西南军区文艺检阅,获得了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并被大军区作为礼品送给了毛主席。
1961年,昆明军区筹建军事博物馆,我受命创作《进驻昆明》大型历史画。1949年我当时坐在卡车上进城,农民、工人、新闻记者齐聚街头,非常热烈。我一个小兵,参军就见到这个场面,感受很深刻,所以创作轻而易举。画里面的冷暖关系等,油画技巧相比《情报》都有了很大提高。
王:应该说,您的油画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可后来是什么原因使您放弃油画,而转攻国画呢?
梅:上世纪50年代我是迷油画的,同时也在搞一些版画,当时我对国画看不起,觉得几笔画太简单了,最后开始转攻国画,是我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美术馆工作两年时受到的影响。
1959年国家军事博物馆修建,当时从各军抽调美术工作者去参加设计,我因为《情报》在重庆的西南大军区文艺检阅中崭露头角,就有幸被抽调上去了。在军博中有很多有名的军旅画家,像黄胄、高虹、何孔德等,我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同时军委总部还邀请李苦禅、叶浅予来作画,我都细心地看,才了解了国画的创作过程。再加上在故宫看的画展,感觉文人画特别是写意画是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在观念上开始有所转变,慢慢体会到国画很深厚,技术性很高,觉得国画了不起。所以在军博两年对我眼界的开阔,对我各方面的修养都是很大的提高。从军博回到昆明,我就开始画国画了,第一幅就是《踏破高原千里雪》,立即得到了肯定,坚定了我画国画的决心。
国画 《踏遍高原千里雪》1964年
国画《难忘的泼水节》1977年
王:请您介绍两幅您比较满意的国画作品。
梅:刚才说到的《踏遍高原千里雪》,可以说是我国画的代表作。60年代初达赖喇嘛叛变,牵涉到整个藏族地区,云南军区当时派去了一个团到中甸,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参加平叛。战斗地区的地形相当复杂,山很高,沟很深,没有公路,山上都是羊肠小道,只能骡马走。叛匪处于被动状态,我们部队主要任务是追,山路艰难,后勤的物资补给难以跟上,所以当时都是“渴饮岩泉溪中水,饥食雪拌糌粑面”。藏族高原的青冈树枝桠很密,像刺一样的,棉裤一层层地被刮下去,最后都变得残破不堪了。不仅吃穿困难,而且经常露营,藏区很荒寒,跑一两天都没有人家,于是在雪地上扒个窝,披上雨衣一躺就睡了,生活真的是非常艰苦。我1962年随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四个月,心里很感动,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吃那么多的苦,我就要画他们。但是怎么画呢?在部队考虑了几个构图,但是觉得太直白,没有余味。回来后我继续苦苦思索,就翻自己的速写,有一天翻到两个战士在那里补袜子,灵感的火花一下子就着了。构思的过程中画成了一个上尉带着一个士兵。此画1964年参加全军三届美展,在北京轰动了,获得优秀奖,《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美术》等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
另外一幅比较优秀的作品是《难忘的泼水节》。我曾经三次近距离的见过总理,对总理很有感情,很钦佩他的魅力、人格、人品。总理逝世以后,全国一片哀悼之声,我心里想着总理,也是很感慨的,有个强烈的愿望要把总理画出来。当时正好准备参加全军举办的四届美展,就想起思茅那个镜头了。1961年我在思茅,总理从景洪参加泼水节回来经过思茅,在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是我最近距离的一次看到他,那器宇不凡的风采,深深印入我的心中,所以就选定了总理到西双版纳过泼水节这个题材。1997年人民大会堂出版一本画册,主题是“人民的好总理”,专门邀请我复制一张《难忘的泼水节》,经过深思,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创作了《永恒的祝福》,采取了简约的手法,强调总理泼水的形象,最后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版画《晨歌》1954年
版画《早春》1963年
王:您在版画创作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创作了《晨歌》、《迈步》、《早春》等一批优秀的版画作品,还获得过鲁迅版画奖,请您谈一下您的版画创作历程。
梅:最早我进入美术创作就是版画。1947年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美术老师参加了桂林进步文化运动,向解放区学习刻版画,通过老师介绍,我也看到解放区许多好版画,同时他也教我怎么起稿,怎么下刀,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我开始搞版画,到部队以后继续创作。1957的《迈步》,是云南老太太教她的孙儿走路,很有乡土气息,后来出国在苏联展出过。我自认为最好的是《晨歌》,那是反映阿佤山士兵的生活。阿佤山的云非常美,在清晨之后天气比较冷,云层潜伏在沟里面,太阳一晒就升腾起来了,气势非常大。这个时候,部队上早操,战士们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引吭高歌,一派斗志昂扬的风貌。《早春》也是很美的,构图很奇特。
我的很多版画都是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在全军各届美展中展出,后来因此获得了鲁迅版画奖。
王:您的作品多以西南边疆风情和边防战士生活为题材,为什么对这一类题材情有独钟?
梅:我常年生活在云南,云南的高山大川、边防哨点,我几乎跑遍,跟群众、部队关系很密切,我不能脱离这个环境,只有这个题材激励我,冲击我的感情。后来离休以后,我还画了很多云南风情画,是云南的红土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王:回顾您的整个艺术历程,您有些什么感悟?
梅:作为部队的一个文艺工作者,我尽了我的职责。
2006年在举办我的艺术回顾展的时候,我总结这一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美术之道,贵美贵情,感悟生活,我画我心。画一张画,首先要好看,要吸引人去看,看了之后,要让人得到一些东西。这就要有情,中国固有的传统叫做诗情画意,光形式好看不行的,要有内容,要有先进的思想,所以说贵美贵情。情从哪里来呢?要感悟生活,通过感受,变成我心里思考,我画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