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日子里，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在他采写的文章中，第一次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这个称号把老栗介绍给西方社会。
《美术》杂志编辑
老栗在小堡放眼望着刚建成的“宋庄美术馆”时，坐落在“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正迎来2007年11月5日的开业首展，是对“85新潮”艺术的回顾。“'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展出的作品都有不俗的展出、收藏经历，对比当年这些作品被创作时从物质到精神的嘈杂，时隔20多年的回顾展被布置得优雅纯粹，普通邀请函与VIP邀请函的区别以及门口穿黑衣的保安形象，都突出了一种与身份等级有关的秩序。3天后的11月8日，老栗在小堡村支持了另一个对上世纪80年代艺术回顾的展览：“1980年代当代艺术青岛梦”。同样是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群体，但在这个展览中回顾的艺术群体则没有辉煌的记录，甚至至今无闻于艺术圈。
有人议论说，老栗是在与尤伦斯式的回顾唱对台戏。其实更有感情色彩的原因大概是，对于老栗来说，“85新潮”并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或者是关于当代艺术的定义有别。
1978年老栗从美院毕业，随后进入《美术》杂志做编辑，这个时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老栗的梦开始的地方。那时候《美术》的负责人是何溶，他被认为是一个开明的领导，“文革”前他的一篇《牡丹好，丁香也好》的文章曾引起过美术界的思想风波，“文革”后他又以一篇《再论牡丹好，丁香也好》的文章，鼓励多种类型的艺术创作。当时这本杂志周围有一批艺术批评家，如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贾方舟、彭德等，他们不仅介绍评论活跃于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介绍了“星星画会”这样的非学院艺术家，吴冠中、袁运生、尚扬、何多苓，以及云南画派和伤痕美术都是这个时段的受惠者。在1980年第三期，栗宪庭采写了《关于“星星”美展》的报道，这是对星星美展最早的一篇报告。1981年，栗宪庭作为责任编辑在《美术》第一期发表了陈丹青作品《西藏组画》，在同期封面刊发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批评家贾方舟在多年后评价说：“罗中立绝不仅只是以超写实手法画了一个老农的肖像，而是提出了一个到底是谁应该被我们尊称为‘父亲’的问题。《父亲》一画将一个满手老茧、满身臭汗的老农指称为我们的‘父亲’，用肯定一种说法的方式来暗示对另一种说法的否定，这是在那个时代唯一可以使用的策略。”当时的省美协领导在审查这幅画时，敏锐感到这位“父亲”无言的逼问，但为了掩饰这种内心的愧疚，采取的措施竟然是给他的耳边插一支圆珠笔，以增强“时代感”，以区别于“旧社会”。从贾方舟的叙述中清晰地显露出，当时的艺术创作所处理的不仅是艺术问题，同时更是思想解放的问题。
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今天看来，这是30年历史中的一个不大的波澜，所反的桩桩件件转眼间都成了社会生活中最日常的内容。但是在这个小运动中，何溶和栗宪庭都离开了《美术》杂志，何溶退休，老栗被撤职。
这本杂志在当时是了解中国艺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媒介。曾任编辑的王小箭回忆那时候《美术》红火时，说，两任编辑都在这种“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中获得了权威性，使之能推动新时期的艺术与艺术思想的变革。
《美术》的后任负责人邵大箴同样是一位开明的领导。高名潞说，他是“文革”之后介绍西方现代派艺术的第一人，为增加杂志的活跃度，聘用了一些新编辑，高名潞、王小箭、黄笃、殷双喜先后做过《美术》的编辑。这时一批更年轻的批评家，如范迪安、朱青生、侯瀚如、费大为、黄专、李路明后来都成了一方豪杰的人，都被拉进它的撰稿队伍。他们介绍的艺术群体包括王广义、舒群等人的“北方艺术群体”、张培力等在杭州成立的“85新空间”、黄永砯的“厦门达达”、王鲁燕和顾德新的“新刻度小组”等等，形成了一个“85新潮”。
1985年，社会政治空气已经宽松缓和下来，参与推动“85新潮”的还有这一年创刊的《美术思潮》、《画家》、《江苏画刊》等一批艺术杂志。《中国美术报》也在同一时期创刊，一周一期，4开4版，彩色胶印，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主编是艺术研究院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刘骁纯。这个报纸的体制非常奇特，研究所的张蔷以个人名义立据借了20万元事业开办费，由参与办报的5人共同承担经济责任。说是企业管理，但大家却都拿国家工资，向国家借款其实并没有抵押和经济担保，可创办者却真实地以为破产将导致倾家荡产的偿还，所以不仅想尽快还清债务，还想能多挣些钱。栗宪庭进入美术报，成了报社唯一的专职编辑，其他或由美所的研究人员兼职或外聘兼职编辑。它的“新兴美术家集群”、“潮汛”、“新潮资料简编”等栏目使它成了“85新潮”的重要阵地，关心艺术的人几乎都是它及时的读者。
但是，如王广义在一段反省中显露的，这时新的艺术思潮里已经有一种潜在的分歧。他说：我们在学院里的人因为看到了西方真正好的作品，尽管只是在画册上，所以都不把伤痕美术、乡土绘画当回事儿，又自视甚高，我直到毕业之后才认识到“星星画展”、“伤痕美术”的重要性。王广义在“85新潮”时，是属于高举哲学书的“理性绘画”鼓吹者和践行者，到1988年时他开始“清理人文热情”，走向另一个艺术方向，他在1989年初的“89现代艺术大展”上展出的是他带有“政治波普”倾向的毛泽东像。栗宪庭与高名潞、范迪安、刘骁纯等一批“85新潮”的推动者们都参与了这个大展的筹备和策划，全国几乎所有新的艺术实践都在这个大展中亮相，也几乎穷尽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观念。从严而论，“85新潮”在艺术史中如一场狂飙，拓宽视野，冲击束缚，但其成绩并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审美观念塑造中。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一年都是一个历史的划分点，“89现代艺术大展”似乎是为持续了10多年的新艺术做了一个总结，随后的动乱又从艺术的外部环境给发热的艺术潮流降了温。1989年底《中国美术报》被迫停刊，老栗成了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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