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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怎能让官说了算
任何艺术形式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其创作理念以及表现形式要符合现如今人们的审美需要。相对于绘画而言，当代书法的语言符号却显得不是“与时俱进”，承传派和革新派的无序“交火”，“死寂”和“怪诞”、“学究”和“无知”充斥着书坛。可品、可读、可赏、可藏的书法精品难以产生。
更为糟糕的是，当代书法艺术在“官本位”隐形“权力”的作用下，它被“奸淫”的满脸晦气，而市场对“书法价位”的认知竟形成这样一个荒诞的格局，即：书协职位越高，书法作品价位也随之增高。这一源于“位高权重”的官场恶习的“位高字贵”现象，其侵蚀的恶果使得书法艺术在如火如荼的艺拍市场的尴尬处境就越发凸现出来。
在市场社会中，官场腐败的“磁场”作用对学界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也是不可回避的，终究，“主席”、“院长”等艺术官位相对于中国数百万书法大军，还是极为稀缺的。所以一些拥有那些显赫地位的人也就随之成了“权威”、“大师”，这就是我国现行体制所衍生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的怪胎。殊不知，怪胎就是怪胎。怪胎的再度繁衍，其结果只能是大量繁殖弱智和低能儿。
书法艺术岂能游戏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在中国艺术文化史上，中国的书法艺术地位是非常之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自从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需求进入现代化以后，中国书画艺术意蕴与西方世界艺术趣味的冲突却日益加大。有人将眼下的中国书法处于一种逆境(正在被不断贬抑和自我轻视、在当代生活中与西方流行文化相比似乎无足轻重)的责任归咎于西方一体化的文化偏见，我以为这是不客观的自我推卸责任。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年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什么书法艺术会变成了专业书家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一种“自淫”的努力以及诸多离、退休老人安度晚年的“夕阳红”的游戏玩意?这般的“两个极端”能不使得书法艺术的内在的文化精神失传和落空?书法艺术在当代文化转型中能不遭遇到这样的价值判断和贬值?
容我直言，把传统的书法艺术仅仅局限于艺术范围内或寄希望于协会、展览等等活动，那将是一种狭隘文化视野的表现。
传统书法艺术，历来都是文人墨客的余事，虽说历代书法家(所谓“书法家”也只是民国以来的说法)在实际书写的同时不断提炼汉字书写的法理、意趣，但大多是(除“宫阁体”外)自我的修心养性，而非为了谋取“主席”、“常务理事”等“官位”。“余事”的属性，使得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业余”的书家。
应接不暇的书法展览、比赛，无一例外地引诱和刺激着想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的书法大军。这一看似可以推动“书法艺术发展”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加速着“书法艺术”的死亡。
传统书法艺术冰火交炙
应该说，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今天看来，无疑正处在一个冰火交炙的历史时期。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背后，正凸显出书法趋向低俗、荒诞的灾难期。长此以往，书法艺术的法理、意趣必将被践踏的荡然无存。概言之，真正的书法艺术不是“展”出来的，也不是“赛”出来的，而是通过积累与之相关的文、史、哲、美学知识“养”出来的。
随着沈尹默、于右任、白蕉、高二适、林散之等为数不多的几位书法家在20世纪相继离去，21世纪的中国书坛还没有看到可续前美的迹象。
因此，对当代书法家而言，要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书法是高雅的艺术，而不是庸俗的杂耍。
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使书法艺术在高雅的前提下完成适应新世纪人们的审美需求的转型。这，当然是一个不短的磨练过程，需要从事书法艺术的人群潜心研究和苦练。
磨刀不误砍柴，只有敬畏书法艺术，才有可能培养书法艺术的市场群体以及构筑新的市场空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严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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