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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朋友总结自己当下的人生状态时说：理想已经没了，但理想还在发光。其语气虽然悲怆，却如同被理想之火的余烬温暖着一样，透着异样的深情与眷恋。当时时值隆冬，闻言，一种感动串行血脉，让身心潮润温软起来。寒夜，竟有了暖意。
朋友的话让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位是德国的观念艺术大师约瑟夫 博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一位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罗伯特 萨默（Robert Sommer）。前者通过艺术形式提出了“社会雕塑”的观念，后者在建筑学范围内提出了“社会化设计”的概念。无论雕塑还是建筑都是属“设计”范畴，都是想改造环境，不同的是前者要改造的是人文环境，后者要改造的是客观环境，但二者的思想渊源却都承自谋求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思想者。这种类似“无极”的理想在现代人看来，皆是笑谈，更不要说为之呼吁、为之奋斗、为之实践了。至于那些还抱着这些理想不放的人，不是头脑发热、患了妄想症，便是心智不全、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之流。偏偏就有这样不自量力的“狂热之徒”在为这种理想而行动！而且，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对于约瑟夫博依斯，人们即使不熟悉，也听说过他的大名；即使不知道他的名字，也应该知道他的那句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可惜，后来很多号称继承了他的艺术观念衣钵的、极力想挤进艺术圈的后生们根本不明白鼻祖的原意，就生吞活剥地享用起来，并给自己贴上了一个观念艺术家、行为艺术家的标签。
作为经历过二次大战的一名空军部队的“德国鬼子”，博依斯曾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轰炸和攻杀，他目睹了战友的死亡，自己也是五次重伤，同死神常常擦肩而过。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波伊斯驾驶的飞机在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被敌方击落，舱内的战友当场丧命，而波伊斯则幸运的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当地的鞑靼人用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利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向死神赎回了他的生命。德国投降后，博依斯同祖国一道开始了反省。不过这种反省是博依斯方式的反省，是一种集中了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下的认知、对未来展望的责任意义上的反省。“反省”的手段既不是通过文字，也不是通过演讲，而是艺术。
身为战士的博伊斯虽然在战场上显示的他的英勇，但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博伊斯心目中的理想环境是，世界一体，人人自由平等，没有任何形式的专制（包括在民主制度中的被人为理念操纵的制度）。参与过战争的博伊斯，近距离地接触和体验到了杀戮、流血、饥饿、伤残、废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的自责与愧疚感可想而知。对于二战的反省，当时的社会主流反思大都是围绕战争带来的灾难和损失进行的，而忽略了精神，或者是有意回避了精神，博依斯却意识到了。所以他的反思中没有对灾难的展示与声讨，而是探究了引发战争的真正原因和世界应该朝着什么目标重建的问题。
战后，博依斯决定专攻艺术。在“雕塑”课程中，他意识到社会中的“物”是可以雕塑的，雕塑背后的作者（即人）的心灵也是可以雕塑的，世界的重建关键不在于客观世界的重建，而是主观世界的重建，即人心灵的重建。于是，他提出了“社会雕塑”的观念，“雕塑”的概念扩大了，艺术的责任也扩大了，已不单单是为人类提供美，提供原始的感官享受，而且要承担宗教的任务，成为一种具有教育、交流和传播功能的工具，艺术应该具有社会性或公共性，艺术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被所谓的“艺术家”和“博物馆”控制起来，为此，他发表了那句让他登上观念艺术至尊宝座的言论——“当下不仅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且人人当下就是艺术家”！但这句名的核心不是艺术家，而是责任。他的真正的目的是想号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成为自己心灵的雕塑者、艺术家，从精神上和行为上进行自我完善，最终才能真正完成他的提出的“社会雕塑”这一观念艺术。但这句惊世骇俗的口号散播到人群中却走了样，断章取义的理解让许多人欣喜若狂，似乎得到了可以“胡作非为”的许可证，这是后话。
博依斯究竟要把社会雕塑成什么样子呢？——“国家是猛兽，必须抵抗它。我赋予自我的责任是摧毁国家这只猛兽。”博伊斯被所执教的学校解聘时，这样对校方慷慨陈词。他反思历史的认知就是：国家机器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必须打破国家利益，进行社会改良，绝对地解除武装，依靠完善后的精神自律，才能让世界一体，走向大同。
这就是博依斯的理想，也是这位艺术大师一生要致力完成的“雕塑”作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验。他是要利用雕塑——这一艺术形式的公共功能向每个人传递这样一种信念，要“改造我们生活的世界”必须人人动手参与，因为这是“我们的”世界，你，不能袖手旁观。
1982年6月19日，博伊斯在佛里德里希广场种下第一棵橡树，他计划利用5年时间亲手种下7000棵橡树，然而他没能完成自己最后的这次行为艺术，1986年他结束了自己人间之旅。他的妻儿继承遗志，终于在1987年，博伊斯规定的时间内栽种下了第7000棵橡树。
树是种完了，时值今日，它们早已枝繁叶茂。但博依斯的艺术观念却以未完成的姿态永远定格在1986年了。
落到文字中的故事往往是被装裱起来的画卷，平添了一些美丽。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现场聆听博依斯面对解聘书的激扬陈词，是否也会像现在这样对他充满理解与敬仰？还是会像校方那样认为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大概后者居多吧。值得庆幸的是，博伊斯一生都不没有让理想消亡，一生都行色匆匆，走在通往“理想”的路上。
就在这位观念艺术大师辞世不久，一位美国人继续走在了这条理想之路上。罗伯特萨默于1983年出版了《社会化设计——不忘与人们共创建筑》，其“社会化设计”的理念是，设计要与行为科学，诸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地理学、人文学等等相结合，要考虑每个人基本生存权力，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都有享有良好生活环境的理想，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使用者的价值观，重视建筑物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仅要体现投资者，而且要体现消费者的意志。
对于这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我知之不多，只是知道他不是一位建筑学家，而是一位心理学教授。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现实的情况可以对他的“社会化设计”理念进行有力的讽刺，把他的理想设计打入“乌托邦”之国，把他所号召的这种环境上的“人文关怀”看作一个心理医生对社会的一次出诊，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理想”依然让我们惭愧，谁能够会因为社区里仅有一位盲人而在道路中间修筑一条盲道呢？谁又会考虑到楼中有使用轮椅者而在楼梯两侧加出两道坡面呢？但这位教授却出书立说，在物欲横流、利欲熏心的世界里，唐诘珂德般传播着自己的理念。
是的，理想不在了，我们什么时候丢了它？或者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但人生的目标却日渐明确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的哲学如同挂在时间脖子上的指明灯。
似乎也常常在饭桌茶楼里与三五知己因不公而不平、为民生而激愤、为道德底线而担忧、为信仰缺失而困惑、为缺少敬畏而恐惧……那一刻，似乎有理想之光在闪烁，但最终都随一声叹声而灰飞烟灭了——既然改变不了世界，就适应了它罢。种下一棵橡树可以，但一个人的力量又有多大呢？于是，“心有戚戚焉”者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怀疑——7000棵橡树存在过吗？于是，7000棵橡树真的成了一个观念。
仅为此，我便有理由向那些为了理想而四处奔波的人们，向那些内心还闪烁着理想之光的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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