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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双年展：
南方版图下的另类思考
哈瓦那双年展是1984年由古巴文化部的艺术设计部门创立的。其成立初衷是为了“克服帝国主义造成的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交流障碍”。双年展致力于发现第三世界国家间共同的价值与兴趣，寻求达成联盟并且挖掘名不见经传的杰出艺术家。第三世界在这里使用了其广义定义，包括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及中东地区，处于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以及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移民的群体与个人。策展人之一的Gerardo Mosquera表示：“我们考虑过把首届哈瓦那双年展定位成终极乌托邦式双年展——诞生于乌托邦式古巴革命语境下，双年展的愿望是试图改变国际权力关系。”
首届哈瓦那双年展在美术博物馆举办，集中展现来自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共800名艺术家的作品。
古巴把自己视作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领头羊。既有来自前苏联的支持因而具备共同的意识形态框架，也有其独特的混杂宗教特质，包括将非洲信仰、欧洲天主教、加勒比海文化及现代文明融于一体。古巴杂交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超出其本身的正统含义。对于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言，哈瓦那双年展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聚会，也成为了文化独立、摆脱欧洲轴心论的重要参照。
第二届哈瓦那双年展在1986年举行，来自非洲、中东及亚洲57个国家共690名艺术家参展。第二届双年展试图展现各个国家走向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的形象。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它们依然有一样基础的东西是相同的：它们都被主流艺术排除在外。此外，双年展不仅与艺术家合作，同时也开展起与手工艺行业的合作，在大文化背景下一系列建筑与设计的注重功利性项目产生了。这个策展方式来源于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次先锋运动，这次运动受西方艺术历史运动影响，又加入了当地文化观点，从而制造出一些独特的融合了所有概念的艺术作品。为了尝试根除艺术创作中的阶级分层，展览对所有流行文化和工艺品有意地进行了重新估值。
在第二届双年展中，为了与中国竞争苏维埃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古巴政府强制排除了所有华人、华裔及中国籍艺术家参展。
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变革再次改变了艺术双年展的命运。1989年，第三届双年展启动了，一年后正式打算开幕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像一块巨石扔进了古巴沉寂的死水里，前苏联撤回了对古巴的经济援助，切断了美国对古巴实行封锁后古巴与世界的唯一经济联系。
第三届哈瓦那双年展重提了文化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在此届双年展中被邀请的艺术家数目回落到一个更实事求是的数目，300人。
自成立以来，哈瓦那双年展始终探讨着后殖民状况下的艺术创作问题。实际上这些话题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一些组织者讨论过了，双年展成了一个最基层的论坛，在那里，边缘及中心的矛盾关系被解剖开来。
此外，考虑到直到此刻后殖民时期的艺术作品终于被全权移交给人种博物馆，双年展开始与那些被称之为“原始的”或者“传统手工的”艺术作品展开合作。
在1990年代所谓的“特殊时期”里，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之严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持有不同政见的艺术家及知识分子被陆续流放。这对古巴的艺术创作以及双年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第四届哈瓦那艺术双年展开幕于1991年，其主题是“挑战殖民化”。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的主题是为了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展览基本被十六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在海湾修建的军事要塞所占据，因地域和空间的限制，这甚至让本地的其他艺术家都无法参展。
正如上文所述，古巴经历了一个物质、技术、运输都极端匮乏的时期，这对双年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让招待来自异国他乡的艺术家这件事比以往更加棘手。国际机构和委员会以及一些个人自主来到哈瓦那支持双年展，比如德国的Ludwig 基金会，把总部巡演的部分展览放到了古巴，从而支持双年展。食品制造大亨Ludwig在古巴开设了一家文化中心，对哈瓦那及众多古巴裔艺术家提供援助支持。从那以后，赞助人、基金会的一系列大门向古巴的艺术家敞开了，使他们得以继续创作作品参加哈瓦那双年展。
从一个激进的乌托邦梦想开始，双年展自1990年代中期起转变成更加稳健、自成系统的国际艺术展览。借用艺术家Luis Camnitzer的话：“它从一个独立的论坛转变成为了国际艺术市场的供应商。”古巴艺术家通过哈瓦那艺术双年展迅速走向国际巡展，进入国际画廊。
创办至今28年，哈瓦那双年展即将在2012年的5月迎来第十一届展览的揭幕，同时这也伴随着一个新的挑战：随着欧洲经济走向衰落，众多西方文化机构的削减无疑会对今日双年展的顺利举办产生一些阻力。
知识分子依然在哈瓦那双年展上进行着他们的探险，尽管它依然有它自己的缺点，其内在依然有不少的矛盾，但它依然对很多人来说是那个值得他们去尊重去敬仰的地方。
（作者系前泰特现代美术馆策展人，朱洁树、高靓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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