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兰风格派的旗手、达达主义的先锋、未来主义的鼓吹者……提奥·凡·杜斯堡曾与画家蒙德里安一起梦想以三原色和方格装饰世界，然而他迅速卷入现代主义运动的洪流中。某种程度上说，他就代表着20世纪初的时代精神——充满梦想、活力与创意。日前，英国泰特美术馆举办以“凡·杜斯堡和国际先锋”为名的艺术展，追溯一个世纪前这位艺术家的成就与影响。
凡·杜斯堡对于20世纪初期的前卫艺术运动的影响甚大，在400件展品上可以感知——泰特同时搜罗了蒙德里安和阿普的绘画，里特弗尔德的家具和布兰库西（Brancusi）的雕塑。泰特美术馆的展览或者意味着世界重新拾起了一个世纪前的这位现代主义运动家，试图给予杜斯堡以应得的荣誉。
“风格派”领袖杜斯堡：
停不住的“蒙德里安”
这是进入新世纪后第二个十年，世界饱受政治冲突、社会紧张局势和经济危机的威胁。有一种深刻而普遍的思潮，认为人类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不是2010年的状况，而是大约一个世纪前的时代精神。
当时，一小群荷兰艺术家和建筑师聚集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野心，以更纯粹、更美好的直线设计世界——只有直线。从家具到字体，从绘画到诗歌，极富创造力的“荷兰风格派”（De Stijl）运动开始着手重新设计世界。而今，这群艺术家成为英国泰特美术馆的展览主题，他们中最著名的当属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20世纪艺术的旗帜性人物，然而这个展览却是以另一位名气稍逊的人物提奥·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为名：凡·杜斯堡和国际先锋。
奥贝特餐厅设计
杜斯堡早期作品
杜斯堡的画乍看去跟蒙德里安有点相似，展览现场二人的画作并排悬挂。这两位同时代的艺术家也曾是亲密的朋友，1916年正是二人的相识开启了荷兰风格派运动。然而，与蒙德里安的声名相比，杜斯堡也许只是20世纪艺术的一个注脚。
蒙德里安更有名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伊夫·圣洛朗曾在1960年代运用了蒙德里安经典的图案来设计小礼服。而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蒙德里安始终坚持他的风格和领域，他一辈子都醉心于用调色板上的三原色绘制不同比例的方块，而杜斯堡则不断有新的主意。定义蒙德里安？抽象画家。杜斯堡？他几乎涉足每一项艺术实践。在他去世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立者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称其为“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印刷工、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讲师和理论家——像文艺时期巨匠一样多才多艺的人”。
因此，泰特美术馆的展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包括度假屋的瓷砖地板，根据女性的头部和巴赫的赋格设计的几何形窗玻璃，陈列柜里则摆满了杂志、书信和笔记，椅子、台灯、优雅的夜总会烟灰缸，甚至是荷兰奶酪的包装设计，还有建筑的设计模型，以及斯特拉斯堡一家宴会厅暨电影院的室内装饰设计，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画作。
蒙德里安和奈莉·杜斯堡
里特弗尔德设计的红蓝椅子是荷兰风格派代表作品
在他的职业生涯初期，凡·杜斯堡是一个称职的具象画家，他受荷兰前辈文森特·凡·高的影响，颇有凡·高《吃土豆的人》时代的风格。此后，他很快转向抽象绘画，遇到志同道合的蒙德里安之后，他在1917年开始出版《风格》(De Stijl)杂志，围绕着杂志的小团体成就的运动此后成为荷兰风格派运动。其成员野心甚大，他们想要改变世界。尽管他们的抽象绘画、棱角分明的家具设计、削平的建筑终究没能让人类变得更坦诚无私，但他们还是改变了现代生活的外貌。
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新的冲击》（The Shock of the New）中称之为“历史终结之时，形式和功能的最后结果，最终的形式……一种‘通用语言’，就像世界语”。
如今也许已经很难理解这一千年理想以及对于当时的抽象艺术、建筑和室内设计的重大影响。“方形对于我们就如同十字架对早期基督徒的意义，”杜斯堡在1922年写道，“方形会胜过十字架。”
除了蒙德里安，这一团体还包括家具设计师赫里特·里特弗尔德（Gerrit Rietveld）、画家巴特·范·德·勒克（Bart van der Leck），雕塑家乔治·万顿吉罗（George Vantongerloo）和建筑师JJ.奥德（JJ Oud）同样战斗在“荷兰风格派”的旗帜下。
1924年，杜斯堡在一系列“反构图”绘画中引入了对角线，蒙德里安和凡·杜斯堡陷入了对角线合法性问题的争论，这一分歧导致二人分道扬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水平和垂直代表的稳定风格将会永远持续。而对杜斯堡来说，对角线代表了动态，意味着“万物都在不断发展”。他依旧对设计没有曲线的完美新世界充满希望，但也开始意识到，所谓全球性也许只能产生另一种人为限制的文化。
现代主义诸运动中的杜斯堡：
发明另一个自己
这种分歧听上去像讽刺作家的幻想故事。事实上，早期现代主义的各种运动总是在一些深奥晦涩的观点上争得不可开交，另一方面，其成员往往可以互换位置。凡·杜斯堡本人不仅仅是荷兰风格派的一分子，同时也是当时其他一些艺术宗派的改革者。杜斯堡一生短暂却精力充沛。他戴着卷边毡帽，拿着雪茄的形象常出现在巴黎、魏玛、柏林、苏黎世、米兰等各处的艺术团体的活动照片上。新造型主义、建构主义、至上主义、达达主义、要素主义……20世纪初期充斥着各种让人困惑的“主义”，但杜斯堡几乎参加每一项运动。
他曾以“Aldo Camini”为笔名写过一些未来主义的文章，同时以“I.K.Bonset”——据说此名可能是源自荷兰语“我是傻瓜”（Ik ben sot）——为笔名编辑一本达达主义的杂志。Bonset可以做所有杜斯堡不能做的事情。这个Bonset，按照杜斯堡的说法，“反对每个人和每件事。”
1923年，一个名为“小达达之夜”的先锋团体到荷兰做短暂访问演出，其成员包括凡·杜斯堡，其妻子奈莉（Nellie）和德国达达主义者科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节目包括施威特斯朗诵的一首由无意义的音节组成的长诗，由凡·杜斯堡创作并表演的更为先锋的韵文——中途被施威特斯以狗吠声打断了。奈莉则用钢琴弹奏了一曲达达爵士乐（Dada Ragtime）。
施威特斯后来回忆说，杜斯堡穿着高雅的礼服，戴着单片眼镜——“他始终保持庄重肃穆的神情，杜斯堡看起来是个地地道道的达达主义者，他的格言是‘人生是一个特别的发明’。”他的发明之一就是自己，凡·杜斯堡原名埃米尔·马利·库珀（Emil Marie Kpper）。他在1902年20岁时在他第一件作品上署名“提奥·杜斯堡”，后来加上了“凡”。
杜斯堡的艺术风格对后人留下最大影响的在于建筑和设计，他热衷于将几何形状的风格移植到三维世界。他1921年在魏玛的短促访问在包豪斯引起了一场危机，其观点对当时的师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凡·杜斯堡参与设计的一项杰作是1927年至1928年对斯特拉斯堡的奥贝特餐厅所做的室内设计。此项目是凡·杜斯堡与现代主义者汉斯（Hans）和苏菲·陶特·阿普（Sophie Taeuber-Arp）夫妇合作的。他设计了一个巨大的作为电影放映厅兼宴会厅的房间，纯粹的风格派环境，全部由直线条和动态的矩形组成。他对此有很高期望，“斯特拉斯堡的奥贝特的开张，”他写道，“将标志着视觉艺术新时代的开启。”
事实上，阿尔萨斯的市民完全不喜欢这种新奇的装饰，业主差不多在开张第一天就开始去除这些装饰。可怜的杜斯堡不得不向庸俗的世俗品位妥协，退回到他在巴黎的纯白色像牢房一样的隐士工作室里抱怨说，“看看我们周围，我只看到粪便，我们是在粪便中和污物与微生物为伍地生活着。”
尽管在奥贝特餐厅的室内设计在数十年后被追认作现代主义的纪念碑——并已被精心修复，但杜斯堡在1931年就因心脏病去世。如果他没有死于40多岁，也许他会开辟自己新的领域。谁知道呢？他可能会再创造几个名字，应付所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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