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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理论的漩涡及后现代陷阱
去年末，在由中央美院举办的“首届青年艺术批评奖”研讨会上，有位资深批评家对《缺席的“在场”——试析纪录片〈东〉中的现实感》（以下简称《缺席》）一文的“消费主义”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其将问题简单化了。
《缺席》一文的作者根据波德里亚的“仿象”理论提出：纪录片《东》不过是刘小东、贾樟柯利用跨界合作表演了一场艺术的“在场”秀。他们所谓的尊重现实，终究难以遮掩其强调肉身“在场”的表象及精神“缺席”的本质。因而，其背后不过是策略使然，毋宁说，就是一种利益共谋。因此其断言：“正是通过艺术行为、媒体宣传、市场操作等策略，刘小东和贾樟柯建立了可循环的商品生态系统。至于其真实性，也由于图像所呈现的符号化特征而大打折扣。”而这在波德里亚看来，便意味着“商品的价值规律已经被代码的结构规律所取代，生产无法指涉任何东西，只能发挥着一种代码和编码功能。在强大的价值自律的震撼下，真实已经死亡，确定性已经死亡，非确定性主宰了一切。生产的真实和符号的真实已经消亡。”显然，这位资深批评家所不能认同的正是这样简单的解释，他认为这本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论述可以逐渐延伸到伦理及文化政治的向度。可是，一旦从后现代——比如波德里亚——理论出发，其必然导致问题的经验化、教条化，其已经切断了问题深入的可能，并瓦解了问题内在的本质。
比起这位作者，当下诸多所谓的后现代批评家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后现代解释无疑更具批判性和颠覆性。譬如有位批评家便通过对尼采与巴塔耶思想的洞识，揭示了当代艺术所遭遇的空间之争这一后现代困境。他说，“当代艺术都一个样，根本不值得去看。”“所谓当代艺术就是糟蹋钱，看谁耗费得多，谁就更当代。2007年，艾未未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作品《童话》之所以引起全球关注，不是因为它有多少意义，而在于它耗费了3000万人民币。”按他的逻辑，当代艺术仅只是资本和权力的一个必要载体和符号象征而已。权力意志主张积蓄能量，当积蓄到一定限度的时候，自然需要释放。耗费尽后，又需新的积蓄，新的释放。由是便形成了一个“永恒轮回”的“积蓄—耗费”过程。贯穿这一过程的正是无尽的空间之争和价值僭政。不消说，这一后现代批判和解构的确揭示了当代艺术背后的真相，但也潜在着当代艺术本身被彻底瓦解的可能。
消费、资本理论就像漩涡一样，一旦与其有所关涉，便可能陷入其中。如果说这源自一种理论预设或概念先行，那么即便是方法沦为目的，也无可厚非。问题就在于，现实是我们中间更多的可能已经身患类似的“病症”，且缺乏应然的自觉与反思，缺乏对相关理论本身的自省与检讨，以至于一不小心，便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后现代主义的确很迷人，迷人得就像毒品，也正因如此，它才会这样“杀死”真理及其一切可能。表面上它为我们揭示了我们看不到或不可能看到的内里——比如消费、资本背后的策略、“仿象”及权力关系，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揭示这些又能怎么样呢？或者说，应该如何面对这些真相？
我们总以为问题出在现代性之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化，并试图通过“身体与话语权”（福柯），“色情与耗费”（巴塔耶），“书写与延异”（德里达），“游牧与千高原”（德勒兹）、“消费与仿像”（波德里亚）等理论实践化解这一二分化的现实。殊不知，这非但没有化解这一二分化现实，反而前所未有地推进了这一二分化及其虚无主义。
“话语（权）”的泛化及意识形态症候
所谓“话语”（discourse）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对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的社会后果的研究。根据福柯的研究，“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包括一定的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他说，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也是权力，简称“话语权”。不消说，“话语权”这个词也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关键词之一。
通常而言，“话语”论者主张并不存在客观的历史和绝对的真理。一切历史和真理都是值得怀疑的，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历史与真理本身就是“话语”，就是“权力”，即所谓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常常以身体、底层、个体等非中心、非精英化界定为其建构合法性，毋宁说，其生长本身就是为了反抗中心、精英，反抗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以至于“话语”的泛化及对“话语权”的滥用已成为后现代主义及其理论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一方面其已身患“话语”毒瘤，错误地以为“话语”代表终结。殊不知，“话语”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意味着终结，“话语”背后还有着不可捉摸的“意识”，即“心灵哲学”。虽然“话语”、语言还是可以被分析、把控的，但是其背后的意识、心灵则是不确定的，是无法分析的。而另一方面，这种简单的立场化非但没有揭示问题，反而遮蔽了真问题，并瓦解了其深入的可能。表面看上去，其意在反意识形态、抵抗主流意识形态霸权，实际上，其已经深陷意识形态的陷阱或身患意识形态疾病。因而，即使被赋予合法性，其抵抗也是无效的。按照贝维斯（Timothy Bewes）的说法，后现代主义的典型品性就是犬儒。的确，看上去它似乎是一种“反抗”，但归根还是一种“投降”，即一种“有条件的投降”。笔者以为，这样一种批评本质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一种消极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后现代批评只能作为一种解剖，当一个可能身患重疾的对象被其拆解得支离破碎之时，尽管其分享了肢解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愉悦和快慰，但遗憾的是，此时其已经没有能力恢复到对象原初的形态，更遑论建设性地予以重构。可见，“话语”更像是一种病毒，一旦染上，便不可救药。其本身所主张的前卫性、异质性，掩盖了其内在的破坏性及其传染性，一不小心，便弥漫全身。更为“恐怖”的是，“话语”非但被赋予“万金油式”的功能，更使我们逐渐失却自我反省的自觉及能力。表面上，“话语”对任何批评对象都是有效的，在其眼里，任何当代问题背后无非是种族、阶级、性别等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三驾马车”而已。可事实是，问题本身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很多时候，“话语”根本不具有进入问题本身的能力或可能，在这一前提下，种族、阶级、性别等意识形态话语只会将问题简单化，只会以虚假的套路和说辞遮蔽真问题或问题深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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