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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养“士”还是养工具？
读书报:您刚刚说到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教育和呈现的精神面貌的问题。我想起像张晓刚还有方力钧的一些油画，中国人面目模糊，迷迷糊糊差不多的那种状态，您在文章里面谈鲁迅，谈民国学人很强调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以及时代赋予他们的空间。我联想您近些年对于中国教育的批判，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为国养士的传统，中国以前一直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觉得当前的教育体制下，百年以后会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士”？
陈丹青:“养士”这句话不准确。所谓的“士”:士子、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这些词，照古代的话讲，就是忠君、爱国、治国平天下，照现在的说法，接近独立人格，讲立场，讲底线，是有自尊的人格。
所以不是“为国养士”，而是“养工具”:你会玩电脑，你会造汽车，你会做飞弹，好，养这么一群“工具”。这种“养”从来没停止过。中国人聪明，科技人才不缺，但到头来政府也不满意，要呼唤有“创造性”的、有所谓“原创性”的科学家。有吗？看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不是在养“士”，而是养“工具”。士，是有精神的，有人格的，工具只是工具，只知道被使用，不可能有“创造性”。所以最后发现养工具的教育不行，不满意，不成功。
这是养工具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叫你下蛋，而且是“原创性”的蛋，另一方面呢，这也要管，那也要管。我为什么那么痛恨两科考试，因为它从小学开始叫你听话，给你一个模式，在模式里打转。这不是人文教育。谈什么“士”？不可能。
读书报:那您觉得最近大学这两年推动的通识教育，安排通识教育课程，本科生阅读经典，您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当前的教育有一点纠偏作用？
陈丹青:当然好啊，通才教育之类，点点滴滴做起来，总比不做好。但问题是你要大家看书，哪有时间看书？哪来心思看书？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必须啃教材，啃教材为了什么？为了考试。考试为了什么？为了拿学位。这么一个教育的功利系统、功利链条，没有环节留给学问，留给读书——我指的当然是所谓人文书。
目前要紧的是实用教育。实用，就是立马见效。我每次跟大学生讲演，一对话，翻来覆去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我快点儿成功？快点儿混到像你这个样子？混到每个月有万把块钱收入。这才是他最关心的，最焦虑的。通识教育是文火，慢慢慢慢熬，你不能指望这锅汤十分钟就热，谁有这个心思？有这份耐心？热衷人文的极少数青年在这种功利文化中会痛苦，他周围没有求学气氛，他很不实际，很孤立。如今大学没有学术气氛、没有朝气，就是这个原因。
你只要稍微了解大学的情况，就发现教师心思不在教学，学生心思不在求学，大家混，快点混过这几年，拿个学位，弄个职称，对家长对社会有个交代:这是普遍状况。这时你来搞通识教育，请坐下来，安静下来，听我说说通识——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就算有，多少年才能见效？对教育的整体会有什么影响，我想不出来。但不管怎样，你还是得去做，不做，更糟糕，更没希望。
读书报:我参加过两次通识教育讲习班，去的人大约三四百人。
陈丹青:我也想接受通识教育，我没上过学，我非常想从头学起。大量经典我没读过，读了也未必懂。
读书报:您在《退步集》到《荒废集》这三本书里面，非常关注您在大学的讲演以及学生的提问，他们一般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实用、功利化取向，就是我怎么样成功？可能跟整体的大环境有关系，量化，大家都在量化，我能有什么用处，我能得到什么。
陈丹青:索性完全量化也好，量化多多少少是科学方式，实际情况是，目前教育的核心价值是机会主义，大面积的机会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就是看你会不会混，谁识时务，谁得好处，最后就是学会“混”，“混”就是“教育”。
读书报:大学在混，知识精英也在混。
陈丹青:无比精致地混，混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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