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更让人沮丧。我相信绝大多数记者没有恶意,他非常在乎我能够给他们作稿子的机会,但刊登以后,错别字,尤其是信息错误,太多太多了,几乎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全是错误信息。我自己写完稿子至少要看两三遍,不断改动,一直改到我觉得说清楚了,说准确了,才会拿出去。可是现在的年轻记者不知道是素质问题还是粗心大意,我无法遇见一篇清晰准确的记录稿。
比如说前两天他们让我推荐书,我说到一本美国学者波兹曼的传播学著作《童年的消失》,我说看了以后,对作者的观点很“信服”。稿件刊登后,媒体将“信服”写成“幸福”。一本学术书,你读了怎么会感到“幸福”呢?
类似的例子使我怀疑媒体报道的真实。我记得李敖第一次到北大讲演,他说你们谈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第一件事情,就是“反求诸己”,可是记者根本不知道“反求诸己”这四个字,就用别的字凑成一个完全不通的词,使很要紧的一句话,变成不可理解。
凡是单独的访谈,好得多。通常记者会遵守事先的承诺,时间再紧,也会把文稿发到我邮箱里让我再过一遍,这样错误就会避免。
现在我只要看到一大群记者坐在下面,真的很害怕。但宣传书的活动我不能不去。比如前几天我跟梁文道在新书发布会上做访谈,电视台录播,我们俩谈的大部分意思不能播出。记者得交差,最后就问些八卦,比如你们心目中最漂亮的女人是谁?《荒废集》中正好有一篇我谈论飞行的文章,其中最后一节写到飞机上巧遇范冰冰,于是雷天引这一段。好,第二天几乎所有媒体报道把这场对话变成谈论美女,有一家媒体的标题竟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可是梁文道没一个字谈范冰冰,而两个小时的严肃谈话,成功地变成无聊,这对范冰冰也很无礼,她无辜地作为话题给消费了。
我相信我说这些,大家会笑:这算什么,媒体从来就是这样。可是我得告诉大家,我在乎。媒体这么任意把你捏来捏去,最后我会害怕,走开。我猜这不是媒体乐意看见的事——我在清华混,混到最后只得逃走,现在我跟媒体混,混到最后,也只好逃走。你把一个人弄到逃走,不想跟你玩,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
读书报:您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美国的文化期刊、报纸副刊是什么样的状况?
陈丹青: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好得多。它有专门的八卦栏目,有娱乐新闻,也会耍明星,曝丑闻,但比较有根据。它做错了,立刻会有舆论反弹,别的媒体会表达:你这么做是错的,有的会走法律途径,你要负责,要赔钱。人文艺术的报道,据我的印象,没有国内这种情况,很严肃,很高端,如果批评你,耍弄你,段数高得多。因为弄得太过分,他要面对后果的,在中国,这类事谁会负责?
国外媒体这一行,不是那么好混的。我们这里是混掉一篇是一篇,把你耍一回是一回,稿件交差了,有眼球看了———其实未必有什么眼球看,大家都油了,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人的言论,对媒体而言,就是抓点谈资,填版面。整个媒体的信誉、素质,就是这么越来越低下,就像教育一样,把一切弄坏掉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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