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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比如说在美国我讲当代艺术的时候，他们说当代艺术没有文化、没有国界，因为都是contemporary Art。我说那也不一定，因为西方有西方的当代艺术，每个民族、每个文化还是有自己的传统的。虽然互相有很多东西都要交流，但是还是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我想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当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非要通过艺术。但是你选择了当代艺术，来做这种解决一种社会历史政治的问题。
余德耀: 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印尼成立了一个活动组织，叫做 GANDI (Anti Discrimination Movement)，那瓦希德总统就是我们的主席，梅加华蒂也是很支持我们。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平民。我们就组织起来，联合所有的民族，就开始做很多工作。比如现在，农历新年是印尼的国定假日，孔教变成四大宗教之一。孔夫子的生日也是国定假日，跟其他的印度教、回教、基督教是一样的，同等地位的。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平等，对我们下一代能够负责。我们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有一班年轻人在坚持我们的工作。
以后呢我就爱上了收藏。其实收藏家的心路和历程很简单。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收藏家，他们从来不给别人欣赏他们的东西。但是我呢，我就有一种性格，有好东西我就想给人家看。私人收藏的那种动机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对艺术的那种追求。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希望有一个美术馆，希望学那些欧洲大家族的对收藏的精神---他们之中有的是百年收藏大家族。我想是不是能够从我这一代开始，建立我的对将来收藏的一种持续下去的精神。
巫鸿: 在欧美一直有这个传统。但是在亚洲好象比较不多。你所作的因此等于是开始一个传统，因为原来中国没有这种从私人收藏转化为公众收藏的概念。原来的状况一般是私人收藏的一点画，就是朋友看看或者是自己看看。您是从那年开始收藏的?
余德耀: 我真正收藏当代艺术，如果包括印尼的艺术的话，已经有十年了。但是真正收藏中国的当代，差不多是从2004年，2005年左右。
巫鸿: 所以说，您开始收藏当代意识在2000左右，开始印尼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2004年开始收藏当代中国艺术。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当时有什么想法?
余德耀: 那个时候因为经济风波，还需要还债。把债还清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只是开始注意我的朋友们收藏中国的艺术品。当时他们收藏的东西就是写实那一波人，等到我慢慢在财政上开始比较松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年轻人当时去见我。他给我推荐了一幅画，就是郭晋的那个踩单车的那幅画，我觉得蛮好。
巫鸿: 当时你是什么感觉，就是看了这种画，和别的收藏不一样，是兴奋或是别的什么感觉?
余德耀: 我真的很兴奋，因为那张画很大，三米五高，两米宽。这么大的东西平时是很难找地方放的。但我的办公室的层高刚好也是三米五，放进去不多不少，刚刚好，完美! 突然之间我就有了兴趣，也有了些感觉，就开始读这方面的文章，开始学着参加拍卖会，学着看拍卖纪录，也开始跟画廊接触。当然，一开始交了很多学费，有些dealer见我是个新人就随便推销。我当时不懂，买了一大堆"垃圾"。后来慢慢接触艺术家，对我来说跟他们谈话就是一种学习，到现在我还是一有空就会打电话给我的一些艺术家朋友，约他们出来吃饭聊天，就是这样，我慢慢累积了经验。我和他们很合得来啊，跟谁都可以交谈。加上朋友们说我为人爽快，所以他们也会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现在我和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变成了朋友。
巫鸿: 你今年多大岁数?
余德耀: 我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五十一。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家里人参股的一家公司经营不下去，我就把他们跟其他股东的公司股份全部买下来，跟银行借钱，自己创业。那时候很辛苦，但我当时对事业的追求太过认真，认真到把自己累倒，生病。我记得创业的时候，我最讨厌就是周末，因为一到周末我在家里就觉得无事可作，无聊到发抖。刚好那时候我买了很多地，要建这农场，就是鸡场，养鸡场。每到周末我就出去找地，不让自己停下来。当时的那种创业精神现在又回来了，我又停不下来了，就象汽车刹不住一样，到处看，到处买。另一方面，为了不买错东西，我就学习，去看书，去跟批评家交朋友。有时候我不懂的东西，我会打电话问艺术家，一些比较独立的艺术家，问他们这个怎么样?他们会把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全部告诉我。从这里我就开始学，很快地学，而且也和我所拥有藏品的艺术家都认识了，成了朋友。
巫鸿: 对，等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不光是作品，也有人的问题，进入了一个“圈”，是社会上的一个圈。所以你的这两次创业，一次等于是经济上，第二次当然也有经济成份，但主要是文化上的。
余德耀: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你的收藏没有经济上的激励，那也是有缺陷的，是虚伪的东西。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将来会是非常有价值的财富。以往人们认为，如果要给下一辈所谓的财产，那就不外乎是股票，现金，房产，或者一个公司。但我觉得把艺术作品留给他们，是一个太值得的东西，我是做畜牧业出身的，这是一个庞大的事业，但是现在我的小孩问我，"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就跟他们讲："你爸爸是收藏家，有些人说你爸爸是一个伟大的收藏家，你要知道‘伟大’的意思并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因为通过收藏我们要做更多对文化有贡献的事，要把我们的一部份的财富回馈到社会，回馈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层面上。"
巫鸿: 要做就要做到位。“当代美术”不光是张画，还包括展览啊，开会啊，宣传教育啊，等等，这都是中国比较缺的东西。你刚才说了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大的雄心吧，要做一个伟大的收藏家。这里好像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有很强的中国人的传统，但是有加入了当代的观念。所以你对你的孩子要说这番话。收藏是一个文化的capital(资本)，不光是一个产权的问题。即是经济问题，也有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还有整个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第二个东西，更象是从印尼的角度出发的。你是印尼人，但是把一个艺术中心建在北京。宋庄、雅加达、巴厘就都联系起来了。前一个好像还是跟随着这个汉族得传统，有一个很强的“家”的概念。第二个更有社会性，是从印尼出发的。我觉得这两点很有意思，相辅相成。
余德耀: 因为我觉得我的财富是从印尼来的，我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我的经济实力;但在我的教育，感情方面，汉族文化比较有吸引力，这也是很正常的。很多在印尼土生土长的人，长大后到美国去，受了完全的西方教育后，他们对西方的文化就会特别有兴趣。他们虽然是中国人，但提到中国的文化就一窍不通，他们认可的是西方的文化，这也无可厚非，这跟他们的生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但我的教育背景，跟汉文化有很大的接触。印尼当时的政府排华，他们把华校关了，大学里华人学生的比例也被压到最低，比如要上大学，只给华人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比例; 一百个学生，只有两个是中国人。华人迫不得以，要往外走，那个时候我就选择了汉文化，我在新加坡和香港念过书，都是跟中文有关系的。在新加坡我是在公教中学，跟郭建超同一个学校，那时候我参加了合唱团，开始接触中国的民歌。那时新加坡刚刚开放，毛泽东的书籍开始进到新加坡，还有中国的电影，比如《刘三姐》也来了。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东西，我就去接触这些东西，当时我是每天晚上听着民歌睡觉的。
巫鸿: 那是什么时候?
余德耀: 七十年代末，当时我是高中生，那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听新加坡广播电台里播的中国民歌，所以现在很多民歌我都会唱，甚至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唱的革命歌曲我也会唱。这就建立了一种我对汉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偏好。现在在我的收藏体系里面，我对这种东西比较认可，因为这个是我从小学的东西。
巫鸿: 你的收藏中的一些作品有一种历史的回忆的感觉，好像你对这种东西很敏感。
余德耀: 是的。我对这种东西比较敏感。
巫鸿: 很有意思，你当然不是做艺术出身的，也不是学美术史的。但是你好象突然有一种很直觉的东西，而且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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