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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决起义者，1908年5月3日》
《枪决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
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有种振奋人心的力量，我们常说，这些伟大的作品可以“涤荡我们的心灵”。而事实上，真正对艺术进行反应的部分是大脑:眼睛只是用来获取经过神经回路的诸多信息，大脑才是对我们所见的经验进行处理和控制的中心。美到底是主观存在于观察者眼中的一种审美过程的结果，还是大脑中既定存在着对于艺术的某种固定的反应模式?恐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随着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家们对于艺术和神经科学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不仅艺术史家和美术评论家试图对于这个深奥的问题给出答案，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也开始尝试揭开人类对于美的鉴赏的生物学机制。
尽管出于无意，但是艺术家们通过数个世纪的艺术尝试，已经给出了我们视觉系统如何运作的很好的解释。比如，岩洞绘画的作者们是最早发现人类线条知觉特点的一群人。他们用脑生动的线条描绘出群兽奔腾，人类的祈福和庆祝丰收，却并不运用过多的色彩。再往后千百年，印象派画家发明生动表现运动感觉的技术，例如Monet笔下浮动的水波。艺术家也经常有意地去利用科学启发他们的艺术创作，比如LeonardsDaVinci就通过研究解剖学和工程学，创造出惟妙惟肖的视觉艺术作品。诺贝尔奖获得者，神经科学家TorstenWiesel认为，在过去30年对于艺术鉴赏的生理学机制的研究，或许可以反过来促进艺术的创作。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艺术作品背后神奇的奥秘。
是左还是右?
关于左右脑的分工，基本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我们现在可以确信的是，右半球在情绪识别方面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具体一点说，比如人们对于呈现在右侧视野的物体辨别能力比呈现在左侧视野的物体更好一些，而左视野在辨别情绪图片方面则更胜一筹。当然，前提是左视野对应的是我们的右半球。另外，对于大脑损伤的病人来说，那些右侧大脑半球受损的病人在辨别别人说话时的情绪，还有其他人脸上的表情的能力就比那些左脑受损的病人差得多。甚至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右脑损伤的病人也很难理解里面的“包袱桥段”。
好了，以上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巧合的是，很多西方美术作品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规律。比如，在Goya的著名油画“TheExecutionof the Rebels on 3rdMay1808”（《枪决起义者，1908年5月3日》)中，作者描绘了西班牙起义者遭到拿破仑镇压后被枪决的场景。画面左侧的起义者面对画面右侧士兵的枪口毫无畏惧，振臂高呼。他全身被画面中心正方形灯箱投射出的灯光照亮，露出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和一种坚定不移的神情。画面左下角则描绘了一具已经被枪决的起义者倒在血泊之中的尸体。整幅画面营造了一种临刑前的紧张气氛，而画家利用灯光和起义者的表情着重渲染了画面左侧的绘制中心。
无独有偶，1867年，印象派画家Monet创作了油画“The Execution of the EmperorMaximilianofMexico”(《枪决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曲折地反映了同年6月发生的政治事件。在这幅油画中，画家同样将被枪决的皇帝形象安排在画面左侧。
David的著名油画“DeathofMarat”(《马拉之死》)同样描绘一幅悲剧的景象：法国革命家马拉被杀手刺杀在浴缸中。画面左侧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马拉刚被刺死的惨状:他倒在浴缸中，被刺的伤口清晰可见，鲜血染红了浴缸，右手无力地垂落。这幅画面呈现出一种凝重的悲剧氛围。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作品和右脑的情绪功能对应难道不是巧合吗?那么多的油画呢？针对这种疑问，德国的几位心理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在1983年进行了一个实验，证实了绘画作品当中焦点位置与情绪表达之间的关系。他们让被试对比了48幅焦点位置各异的油画作品和该幅油画所表达的情绪。结果发现，焦点在左侧的图画更多地被评价带有悲伤、低落的和让人厌烦的情绪色彩。这项研究的发起者，德国著名心理学家Poppel认为，这些美术作品中的结构安排恰巧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原理相符:视野左侧的画面投射到右侧半球，而右侧半球比左侧半球更易识别和处理情绪性的信息。因此将富有情绪性的画面主体安排在画面左侧能够更多地激发人们的情绪反应，使得绘画作品对观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印象派作品何以动人心魄?
我们都知道，印象派画家善于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很少的细节，更多地采取大片的色彩涂抹和模糊的线条。但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够引起一种奇妙的宁静感和一种动人心弦的感情色彩。相同的一幅场景的照片也许平淡无奇，但相同主题的印象派作品却以不精确的颜色泼溅和粗线条的轮廓的带来一种独特的感染力。为什么这种绘画技术如此有效，这背后是否有什么生物学的机制呢?
近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视觉和情绪加工过程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我们要清楚两种类型的视觉刺激类型:高空间频率(highfrequency)和低空间频率(lowfrequency)。空间频率就是指在一个图像中，明暗部分变化的快慢。一幅非常清晰、细节鲜明的图片通常属于高空间频率的图片，而如印象派作品一样，并不具有非常细腻的线条，而以粗略的色块取胜的图像就属于低空间频率的图像。Vuilleumier在2002年对于这两种类型的面孔表情图像进行了考察，发现那些低空间频率的图像首先并没有引起视觉皮层相应脑区的活动，而更早的引起被试杏仁核的激活。对于那些非常清晰的高空间频率图像来说，杏仁核就表现得非常冷漠——在大脑中，只有对于面孔进行特异性识别的脑区才对高空间频率的表情图片产生反应。剑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Cavanagh认为，印象派的作品可能由于其模糊的线条，使其具有低空间频率的优势性:它首先激活的不是视觉皮层的图形识别区域，而是杏仁核这个情绪中心。这使得印象派绘画作品中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描绘手法和颜色的混合加强了对我们大脑中情绪机制的直接唤起，使人们在观看这些艺术作品时，即便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客体轮廓图像，却首先被激发出一种特别舒适宁谧的感觉。
美来自于主观臆断还是客观标准?
美到底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艺术家和普罗大众。人们对于某些艺术作品争论不休，也常常用审美的主观性做借口来说明自己“不懂艺术”。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的大脑似乎天生对于美有一种精确的判断力:我们都是天生的“审美家”。
这项研究是由意大利的几位心理学家和艺术家共同完成的。他们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来考察这个那些对于艺术批评并不熟悉的普通参观者对于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几座雕塑名作的反应。他们要求这些被试者对于艺术家的原始作品和改变比例后的雕像进行三种形式的判断:被动的观察(仅仅注视雕像)、审美判断(判断雕像是美是丑)和比例判断(判断雕像的身材比例)。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者对于原始图像的反应，和篡改了比例的雕像相比，在右侧脑岛，侧枕回，前额叶等区域存在更加强烈的激活。但是，当被试者对雕像进行整体的审美判断时，被被试者判断为美的那些图像更多地激活了被试者大脑的右侧杏仁核。据此，科学家们推测，人类对于美的判断可能基于两种独立的机制:一种相对客观的审美机制存在于皮层神经元和脑岛的联合激活，它和人们公认的“黄金分割比例”相一致。另一种机制则来自于被试者自身的主观判断，这些涉及自身情绪经验的审美经验引起大脑杏仁核激活。
镜像神经元与绘画作品的感染力
在很多艺术作品中，观者不仅为艺术家高超的绘画技艺所折服，甚至也常常会产生与画面中主人公类似的情绪体验，或伴随着画面中凝固的动态画面也不由自主地开始随之舞动起来。17世纪的著名画家，NicolasPoussin就非常善于运用这种技术。在他的笔下，处于画面中心的事物栩栩如生，肢体动作丰富，体现着人物充沛的内心情感。为了营造出这种动感的效果，Poussin常常采取改变了图像轴心、重心和身体部位的分布的方式。
例如，Poussin的著名作品“A man killed byasnake”中，画面前方一个男人被蛇咬死，生命垂危。画面后方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对于这个场景显得惊慌失措，匆忙地向画面左上方向跑去。神奇的是，很多观画者都有这样的报告:当他们观看这幅画时，似乎也有一种随着画面右侧的男子一起移动自己身体的感觉。Poussin的许多绘画都能给观者带来这种物理上的感觉。他的作品中似乎总可以对运动进行一种非常生动的表征，让观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模仿感，而情绪体验就通过这种动作清晰地体现了出来。由于我们对于自己的肌肉和物理能力的这种意识感，使得这些画面所表现的情绪体验对于观者来说更加真切。Poussin的这些作品也因此在西方艺术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这种感觉是由何而来呢?
1980年，GiacomoRizzolatti和其同事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的存在。这种神经元的神奇之处在于，在猴子观察他人动作，以及自己做相同动作时，都出现同样的神经发放模式。这些在大脑顶叶出现的镜像神经元的发放，特别和有目的的动作相关，例如觅食;而和其他相同物理类型但没有目的性的动作无关。神经科学家Freeberg认为，当我们观看Poussin的作品时，或许那就是画面中人物的动作激活了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使得我们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些动作，却也能够体会到相同的动感，从而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画面中人物的情绪反应。
近来这些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给予我们对于西方美术作品分析的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对于画面中那些附有动态的画面的理解。当我们对共情和情绪的生物基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我们可以摆脱艺术史中那些模糊的有关于绘画和雕塑的“身体参与”概念的讨论。反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探明这些绘画作品在我们身体中产生的共情的神经机制，以及这些画面给我们带来的独特的美感和感染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