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北方艺术群体阐释
文/舒 群
《“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一文为本群体宣言（详见《中国美术报》18期）。“群体”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每个人的文化取向都是属于崭新的领域，这就是说，相对于人类的总体，他们必须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人，他们彼此都看到了一个比目前群众所认可的文化模式更为理想的新文化。而要弄清每个人头脑中对新文化的模糊意象，就必须大家在一起来讨论、辩证，于是，“群体”的活动就越发显得必要和有价值。实践证明最初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新文化”模式是个含混不清的东西，通过讨论、辩证和在艺术图式创造上的试验才越来越明晰，这种逐渐趋同的结果并不是由哪个个人的思想取替了其他人的思考，而恰恰是每个个人的思考反复碰撞、融合、辩证最终认同的结果，这一相对理想的结论必然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可能仅由一个人臆造。从这一意义上看，所谓“北方文化”或“‘寒带—后’文化”的假说（在此只能简单阐明它在视觉文化这一领域中所代表的意象，而不能论及它的产生与由来）绝不是某个人毫无根据的异想天开，而是某种渗透于本时代的最高理念和意象在那些敏锐的人感知后彼此认同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因此，“群体”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彼此认同的时候感到每个人并不是孤独的，从而确信自己的思考是有价值的，同时更在认同的基础上去伪存真，通过批评、反批评、辩论、争论，最终讨论出一个到目前为止，对整个人类文化普遍有效的文化模式，这就是—“北方文化”或“‘寒带—后’文化”这一新文化的模式。正是通过这种种方式，才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弄清了自己需要什么）自己的艺术主张，即复兴中世纪的理性与原始时代的热情，而首先在艺术上我们更倾向于理性。庄严、崇高、冷漠、肃穆的情感将是我们在艺术中力图表达的内涵。因为，这种情感的产生源于对彼岸世界的敬畏与向往，在这种情感的包围中，人们体验到了“天人合一”的神圣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人类赖以拔高自己，使无目的的人类生活变成具有合目的性的趋向彼岸这一终极目的的社会生活，使无精神性的当代人类变得更具有精神性的根本所在。诚然，能够真正领略与感知这一精神境界的人在人类的总体中必然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当今这种普遍丧失精神性的时代里，更是寥寥无几，但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原因，才使得人格高尚的艺术家具有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唤醒人类的理性，使中世纪那种虔诚、真挚、心地善良、灵魂纯洁的美好品质重归人类。当然，在我们明白地指出我们是力图恢复中世纪的理性精神的时候，希望读者不要误认为我们是在宣扬倒退。因为，在今天，尤其是在中国，我们提出恢复中世纪的精神已与当时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残酷地扼杀人性的“理性精神”有着不同的意义，中世纪的黑暗在于它是在极端地贬抑人性的基础上高扬“神性”的（神性：即人类的先验理性或最高理性。本文中所及“理性”一词，均为此意，它不同于“一般理性”，它 是一种恒定的精神原则），而我们今天提出的“理性精神”则是在肯定人性的基础上高扬“神性”，这正是新文化（健康的文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旧文化的根本标志。中世纪那种极端的、偏执的病态社会信条早已被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革命打得粉碎，此后的西方从“理性”的牢笼中走了出来，高扬原始野性的直觉精神，一切传统的文化模式都受到了冲击，人们再也不甘心按照某种信条去做事，长久的被压抑的人性以及人性中最低的力（动物性）都奔涌而出，这种活力和激情使西方社会蓬勃健康地发展起来，但时至今日，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这种“解放”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或许是中世纪对这一向下的力（向下的力与最低的力同意，即人体中的生理力）压抑得太深重的缘故，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并不是在调正了理性与直觉、理智与感情的关系后就平衡发展了，而是继续向下滑，直至目前这种普遍精神贫乏、物质泛滥（对物质的追求走向了偏执，使个人成为被物的关系统治的奴隶，从而失去了自主的权利）的局面。这是当代西方的困境，而中国面临的困境则是受此两方面的冲击，其一是精神的贫乏；其二是物质的贫乏。当代中国首先接受了物质的冲击，这与当代西方面貌的总体倾向不无关联。但是如同当代中国的少数有思想的人一样，西方的智慧者们也在为复兴中世纪的理性精神而辛勤地劳动着，同时这种努力也并不是徒劳的。在这些少数智者建立了具有说服力的学说后，认同的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几个影响颇大的哲学流派，如新托马斯主义、基督教唯灵论等。而热爱宗教哲学及对新托马斯主义的信仰正在成为西方多数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于理性精神的重新确立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性的问题，面对我们这一理性薄弱的民族传统，我们就更应高扬与建设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富有光彩，更崇高、更纯洁，更具有精神性。当然，同时我们也高扬直觉主义、原始热情，让生命力更勃发、更充满活力、更富有激情，这正是精神性赖以产生的基础。正是为了高扬人类的精神性与原初性这一目的，我们提出了建设“北方文明”的艺术主张，所谓“北方文化”或“‘寒带—后’文化”，其实就是理性文化的形象化名词。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以“理性精神”为主体，“直觉主义”为辅助的理性与直觉并协的文化发展模式，这即是说在建设“北方文化”的同时去促进“南方文化”（直觉主义的形象化名词）的对应性发展，以此来取替传统文化那种既缺少理性又缺乏直觉的不健康状态。正是基于人类在本时代这两种需要，我们才把当代称做“南、北方文化”并协的时代，用以扫除东、西方文化（温带文化）越来越孱弱的腐败风气。为此，我们提倡在本时代里要最大限度地向着两极发展，即向着高度的理性与高度的直觉发展，这即是尼采所说的：“让人类最高的力与最低的力汇聚在一个源头奔流。”这就是一方面要加强人类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其物质性（生理上的需要）。因此，我们力图在我们的艺术创造中扫除一切温柔的、软弱的、病态的艺术样式，建立起崇高的、庄严的、健康的文化模式，让人类在这里感到个人的渺小与人类精神的伟大。在生活模式中则选择那种更为人本、健康、受自由意志支配的方式。充满自信的人格与富有激情的理性是我们要求“新人”的标准。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重新恢复中世纪的精神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健康与强大。
诚然，我们所有这些理想也许都是设置在彼岸的“乌托邦”，但向着这一目标的努力却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虽不能企望整个人类的每个成员都成为理想的健康人（完人），但是至少可以使自己更趋向健康。人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正在于这种力争趋向健康与完美的过程，在这种不断地追求向上的努力中，他发现了美，他得到了精神与力量。此外，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高扬这种精神的努力正是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关键。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努力对我们自身来说毫无结果（即：不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理想的社会风尚的出现），但不能说这种努力不会给后人打下比过去好一些的基础，这样一来，接下去继续我们事业的人就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进步思想，直至使之成为人类普遍追求的风尚与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这种社会理想的最终实现毕竟要靠人类的积极努力才有可能，为此，我们坚决要克服的就是民族劣根性中那种“望子成龙”的思想，正是我们的先辈总是抱着这种思想，才把困难一代代推至今天。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那种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这种人的骨子里并不是超脱，而是怯懦与懒惰以及贪图安逸、享乐的俗情在支配着他们的灵魂。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当彻底摒弃这种俗情和以超脱为借口的蠕虫似的灵魂！正像尼采说的那样：“我爱着这样的人，他当是爱着他的大地的人，不在星球之外寻求一个身躯，只为大地而牺牲，使大地成为超人的地！”（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更为健康，更为崇高，更为理想和更富有朝气，我们将用我们的毕生精力致力于新文明—“北方文明”的建设。使人类的大地成为“极北净土之地”（“极北净土之地”一语出自尼采《上帝之死》一书，意为：超人生活之场所），成为超人的大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