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家新
上午从平壤出发，来到朝鲜北部的妙香山。秋天的妙香山比想象中的要美，层峦叠翠，溪流激越，尤其是此刻窗外的夜晚，阵风清凉，宁静安祥，“我预感到今夜有大串的诗句向我袭来。”可是执笔在手，却写不出诗来。三天多的行程，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怀旧的氛围中，在平壤的大街小巷，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红色的标语，衣着单一的人们，特别是在烈士陵园，几千名系着红领巾的少年，穿白布衫，蓝裙蓝裤，向烈士们，向国母金贞淑敬礼。红旗、纸花和挽幛，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让我感到自己就是这群少年中的一员，高举右手，眼神虔诚清纯，包括空气中松柏的味道、田间稻谷的味道。在朝鲜，我变得寡言怀旧起来。
我已半年多写不出诗了，好象最后一首自由体诗是在加拿大写的《尼亚加拉》和《埃得蒙顿的细雨》。那也是在异国的夜里，一挥而就，几乎没有改一个字。1999年和2000年，是我生命中丰盈的诗歌季节，几乎不需要构思、酝酿，那些字句是从笔下流出来的，让我自己都很惊讶，如果它们算作诗的话。当年为了配合学习书法，我大量地阅读背诵古典诗词，后来试着写旧体诗，至今已整理出300余首。参加工作后，我因为不写日记，自己定下规矩，以诗词的形式来记录经历和感想，旧体诗表达不了的，就写新诗，写所闻所见，特别是旅次之间、域外游历，便以诗歌的面目出现，洋洋洒洒地写来，没有什么顾虑约束，信马由缰。细细想来，我是那么地热爱诗歌，或者有着深远的诗缘。
今年夏天我迁入新居，将这些年来收罗的一万多本藏书整理上架，分门别类，我才惊异地发现，我的藏书中诗词诗歌集竟然占了那么大的比重。在旧体诗中，除唐诗宋词元曲集外，现当代人的旧体诗集竟有几百种，而新诗集中，从老一代诗人王统照、徐志摩、郭沫若、郭小川、艾青的诗集，到朦胧诗、大学生诗选、网络诗，北岛、顾城、洛一禾、翟永明，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穿差其间。随意抽出一本，上面就有我少年时代或大学时代陌生而亲切的笔迹和记号。在《朦胧诗选》的扉页上，找到了我的第一首“朦胧诗”：清晨的冷露暗侵我的温心是谁把六弦琴拨响在这清新的黎明淡淡的忆起你的浅笑似在梦中轻盈一株含苞的玫瑰开在我窗前的花瓶。那是1981年的春天，那是遥远的思念和心跳的声音。诗歌的阅读与写作 ，一直伴随着我的青少年时代，当年的我身体羸弱，喜欢紧锁眉头在角落里独处，胡思乱想，做少年诗人状。
然而在今夜，我怀念中的诗歌季节是1999和2000年，是在中原腹地郑州的羁留岁月和之后那个漫长的千禧之年，1999年1月，我陪同身患绝症的部长到郑州治病，一去就是一年，那是怎样的三百六十五日呵，我一直不忍回望，但我知道，那些日子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我的记忆深处。我为部长做了十年的秘书，伴随他走过祖国各地和二十多个国家，他是我的父辈，毕业于北大经济系，有着丰富的学识、坚强的性格和宽厚的襟怀，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却被病魔折磨得身心俱毁，在希望和绝望间挣扎沉浮。我本想一生不再提及那些情节，也不忍再触摸那仍然隐隐作痛的伤痕，可是我在手捧自己厚厚的诗稿的时候，我不能回避，是那场痛彻心腑的生死，那些辗转反侧的慢慢长夜，铸成了我诗歌的骨骼与灵魂，真实而深刻。
那一年在希冀中等待，在忙忙碌碌中又百无聊赖，多少个夜晚我整夜无眠，将这些年所写的200多首旧体诗整理出来，又把几十首新诗打印成册，边整理边写，一发不可收拾。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儿时印记、少年情怀、江山阅历、生命感悟，写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们，那些感情是饱满的，思想也逐渐缜密沉郁起来。我房间的窗口正对着一条小河，我看着它一年四季的变化，看着它春水淙淙、冬雪冰封，看着花开草绿、叶落枝损。人世的变迁正如一条河及河畔草木的变化，琢磨不定又周而复始。我至今仍感谢那条小河，感谢那有如中国缩影的中原地带，在那里我有机会、有大块的时间体味生活和生命，并收获了那么多的句子和旋律，不管它们是不是可以称作诗，都如我的孩子一样，我小心翼翼地迎接它们的诞生，并欣喜于它们不断地成长起来、壮大起来。直到2000年1月我们匆匆赶回北京，直到部长匆匆离去，那是世纪之交的春节，正月十四，北京寒冷的冬日午后，夕阳惨淡，城市里有零星的爆竹声。我一个人枯坐在空旷的病房，没有眼泪。生离死别之痛，那些回荡在耳边的哭号，都无法打动我，因为我陷入了暂短的沉思。我惊愕于人的生命竟如此脆弱，他的额头还是热的，输液管拔出时还流着血，而生命却从躯体里消逝，就这样简单、这样匆忙，真叫人百思不解。在料理后事之后，我有近一年的时间整理他留下的文件和其他遗物，而更多的时候，我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面对宽大的玻璃窗，面对窗外空空荡荡的天宇，或许浮想联翩，或许什么也没想，就一个人坐在那里，不接电话，不写文字，有时一只麻雀或乌鸦掠过也会给我带来半日的慰籍和欣喜，我在过着古代印度哲人般的生活，一种内心无限放纵的自我囚禁的生活。直到空旷的天宇有了形象和内容，直到暗淡迷茫的眼睛明亮清澈起来，我知道我该启程了。往事只能回忆，路在自己脚下。我感谢生活，感谢生命中小小的挫折，我突然认知了自己的狭隘与浅薄，耻于性格中的柔弱和忧郁，翻检诗册，串串句子已不那么可人，甚至因无病呻吟而面目可憎。诗人可以孤独，多愁善感造就诗人，但我不是诗人，我要与诗作别了。我看到过往诗歌中真实感人的一面，也看到它们苍白单薄的一面，我开始反思诗的真正意义。一个人沉湎于往事和个人的际遇，必会陷入庸碌而自闭的泥淖，少年不知愁滋味，内心抒发的膨胀，导致繁饰下精神的贫乏，自恋意识的泛滥蔓延。这不是基于生活的写作、知识分子式的写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生命状态的写作、高尚的写作。如果它沦为一种姿态，一种单纯的心理叙述，我宁愿它们被永远掩埋，永无出头之日。
我决定与诗作别，是决定与那种状态下写出的诗作别，应是诗旅的一次转折，我的内心至今还是迷恋于新诗这种表现形式，只是不知如何继续下去、怎样更好地叙述和表达。我至今仍认为诗歌是超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形式的文学体裁，认为汉语诗歌是有生命力的，是一种近于至高的思想与情感的表现形式。真正的诗人，是生命或时代的歌者,屈原如是、李白如是，而拜伦、歌德、普希金乃至当代的北岛、舒婷、海子等等均如是，1996年我去四川出差时曾专程拜访女诗人瞿永明和画家何多苓伉俪，在他们空旷的居室兼画室，读那位中国的怀斯派油画家的作品和那位舞蹈家出身的漂亮女诗人充斥着黑色、眼神的诗化世界，那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与人间烟火无关的生存状态。我达不到真正诗人的境界，也许许多诗人都没有达到。诗随处可得，诗的境界高不可攀。诗是语言、思想、情感的结晶。在汉语诗歌遭受空前冷落的时代，在汉语诗歌春潮萌动的时代，在我们民族经历百年磨难之后迅速复兴崛起、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没有诞生真正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是无奈的、可悲的。我们文字组合起来有着自己的音韵和节律，不用去摘取诺贝尔诗歌奖、文学奖，那会太牵强太谄媚。我们只管用自己的文字写作，用汉语表达亚洲大陆黄皮肤人群的思想情感，这已经足够，所以我在作别自我茧缚的语境，而不是与汉语诗式作别。
20世纪末，或说21世纪的汉语诗歌应有新的举动、新的面貌。我们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民族历史上罕见的大变革，国家日新月异、世界异彩纷呈,我们的内心在承受着惊涛骇浪般的撞击和洗礼，这个时代将诞生什么样的诗人，诗人应该如何反映这个时代，我没有发言权，没有成型的设想。就目前的层次，我所期待的诗或诗人，应该是敏感的、豁达的、睿智的、宏观的、深刻的和高尚的。我知道这种主旋律式的愿望会被一些诗人所不耻，因为许多人认为诗歌或其他艺术创作是个体的私秘的内心化的或意念层面上的，因而不存在敏讷、愚智、宽狭、深浅、雅俗甚至与身外的世界与时代无关。但我依旧向往着我的主旋律，当然也不排斥别人的探索和主张。有一点我执着地坚信，历史是最好的评判，大浪淘沙之后，黄金闪烁于沙土，或如珠出蚌、如玉出岫，数量稀少、至为珍贵。我们永远不能低估诗歌的价值，永远。没有诗情的人没有什么罪过，但生命终显苍白。诗化的生命烂漫绚丽，丰富隽永，不因漫长而倦厌，不因短暂而空虚，诗如圣者头上的光环，犹如火焰边际最清澈的光华，她简约纯粹，她深邃博大。真正的诗是人类躯体泯灭后可以承传膜拜的舍利，在超越的时空中不朽。所以我迷恋我等待，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诗人，我就不做诗人，诗人已死，诗人未生，诗人在炼狱煎熬，等待一场火，等待涅磐中飞扬成凤凰。
汉语诗歌永远也摆脱不了汉语的音韵和代代相传的民族的古典的灵魂深处的意蕴吗？我曾经迷恋那种古风，也许此刻仍在迷恋，诸如《丽人行》，诸如《美人》，诸如《1999 梦回青铜时代》，那是我在书画意义上形成的与古人与那些模糊的朝代相对话、相联络的方式和渠道。我下意识地怀旧着、忧伤着，低唱《草原最后的长调》、《站在父亲的巷口》和《被偶然救起的记忆和怀念》，直到《白钢琴》，直到《火车经过》，我何时开始回眸生命的途程了，我会在未来的某次阅读中被自己的句子感动,还是会发出笑声? 何况我还期待我的儿子长大后能读懂我在“埃得蒙顿细雨中的心情”，我相信它们是我个体生命的心灵史，我能掂量出它们的分量却不敢估量它们的生命力。我努力地将目光和笔触转向更宏大的世界、宇宙和人的内心深处，转向精神、转向物质之外之上，转向冥冥未知和永不可知，纵然不可企及，我也要释放思想与目光，此生飘泊在超越和升华的路上，那过程和状态应该是真实的吧，在路上就已心满意足。
在妙香山宁静的夜晚我又陷入矛盾的语境和思维中，所以我愚质难除、慧根未果，在呓语中的颖悟断断续续，在断断续续中寻觅必然与自由的王国，摇摇欲坠、支离破碎、坚忍不拔。“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我没有王安石般的洒脱，我徘徊踯躅，我走上了不归之路。
大凡思想者都是痛苦的，我想成为雍容的歌者，在漫长或短暂的生命中不停地吟唱，或在被自己掩埋的诗冢上，堆砌新的高度。
是不是应该彻底的唯物？它与红尘参破有什么差别？即令诗歌能延续人们精神层面的生命，即令它能超于躯体而永生，那种延续和永恒是真实的吗？相对与生活中切肤的快乐与痛楚，相对于阳光、风和一场相思、一次酒醉，精神与物质、生前与死后，真伪难辩、虚实莫测。我甚至想象不出多少年后，我的所谓万卷藏书会沦落何处，乃至我今夜思绪的记录、我那被称做书法的字迹，被称为诗的文字，乃至歌声、乃至相片、乃至传闻，乃至大而化之的名与利，百年以后、千年以后能否存在、如何存在，而存在又将如何。
如果朝鲜8天的行程，因枯燥和乏味而让我安坐在桌前谈诗，兼或写下一些遐想和感悟，我便感谢这次旅程，感谢平壤和妙香山，这是不可多得的纯净之夜，我的手机被扣在海关，电话不便，语言不通，没有娱乐，没有访客，又了无睡意，甚至没有足够的纸张来容纳赘语，这就是千载难逢。我昨夜研读金正日的传记，了解到他和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主体思想说人是第一位的，人是根本的。的确，世界是具象的，或在哲学上称为皮相、表相的，而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浑厚博大。众生的心宇，可与有形而无际的太阳系、银河系相比，无定无边。就我自己的内心而言，我不说不写，便无人知晓，甚至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不凭借这写文字，我自己都会忘记，在2001年秋季妙香山的沉沉午夜，蓬勃的思绪与热情，曾那么执着地纠缠并燃烧着我的心灵。
2001年9月16日于朝鲜妙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