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说她的艺术是有洁癖的，她只雕塑自己认为美丽的形象，虽然在大多数人眼里很多作品都透着怪诞；在诱惑纵横的艺术圈，她坚持只做纯艺术，拒绝那些能来快钱的“行活儿”；当她认为教育体制压抑了学生的才能，她宁可辞去这份工作；就连生活中，她也直言不讳自己更喜欢和长相漂亮的人打交道……
90年代初，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罗丹雕塑展是当时艺术乃至文化圈里的一件大事，十块钱一张的门票与当时的物价相比并不算低，可每天展馆里却挤满了从各个城市涌来的艺术爱好者和伪爱好者。在那座巨型雕塑“影子”旁，声嘶力竭维持秩序的保安怎么也拦不住近乎疯狂的人群，但凡可以够到的地方，都挤满了一只只手，除了那裸露的硕大阳具 ……中国人对艺术的渴望和对某些艺术形式的莫名恐惧那样对立地体现在了这场宏大的艺术盛宴中。
很多艺术青年都带着速写本扎进展馆连看五天，二十出头的向京当然也加入了这场朝圣的队伍，“我当时感觉挺惭愧的，因为自己竟然很平静，没有像同学、朋友那样心潮澎湃。”人群的狂热和拥挤，没有让向京决心“做一个罗丹那样伟大的艺术家”，却让她下定决心要把纯粹的艺术坚持到底。
与父亲平等交流的童年
向京的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母亲毕业于武汉大学，他们同样都是中文系的高材生。50年代，这群出类拔萃的优秀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北京，组成了新中国文联意气风发的青年知识分子圈。父亲在电影家协会，母亲在作家协会，同一大院里还有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的工作者们，那是文艺百花齐放的年代，他们由此相识相恋。1968年，向京出生，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因为觉得姓向很特别，他提出孩子跟母亲的姓，对于大男子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福建人来说，这个举动让周围的人难已理解。但自由、平等的成长世界给了向京平和的性格和恣意生长的才华。
弟弟出生不久，因为父母被下放干校，不得以把姐弟俩送回福建老家，让奶奶照看。直到向京5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张家口外文联干校的所在地，当时，华君武等一批美术界的名人也在那里劳动。不久母亲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先回了北京，而父亲是最后一批才从干校回来的。回了城，却没有给安排工作，30多岁正是最当有为的年纪，却被迫赋闲在家，他心中的苦闷无以排遣，就带着同样闲在家里等着上小学的向京，满北京城地逛。
那是向京童年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她清楚地记得，父亲跨着在干校自己组装的28捷克自行车，载着她，骑一站多地去买那种散装的啤酒，然后父女俩坐下来对饮闲谈。一个心事重重的大人，跟六七岁孩子能聊些什么呢，可是，这种平等的交流方式，让向京早早就有了生而为人的自尊和骄傲。这种从小引发的思考模式对向京的作品有着巨大的影响。“我的作品很多展现的都是自外而内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平常琢磨的也尽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
第一次胜利与第一次失败
初三那年，进入叛逆青春期的她，已然完全不能够忍受普通中学的那种秩序，在文化课上总是心猿意马。艺术院校提前招生，当四月毕业班同学还都处在极度崩溃的临考状态时，一天，老师走进来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班的向京同学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让我们来祝贺她。”全班五味杂陈的目光刷地一下投射过来，向京立刻站起身来，背起书包，扭头直接走出了教室，“终于可以自由了，我就再也没回过那个学校，后来连毕业离校的手续还都是父母帮着去办的。”向京笑着回忆起当年的小得意，“那时是小孩，特别得不懂事，也不管这种举动是不是会伤害了谁。但是，考上附中这件事，对于我是很大的释放。”
附中的入学考试是画人物头像，向京的状态特别好，“左右看看，都没我画得像嘛。”可是真等上了附中，压力骤然出现：前两届没有招生，能考上的都是从全国选拔出来练了许多年画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更多的还有艺术世家的子弟，他们不仅在专业上比半年突击赶考学出来的向京水平高很多，和老师们也是熟悉的，时常能得到更多的关照。“而我们这些没有什么背景的学生，简直就是局外人，看起来都像孤儿似的。”强烈的自卑一下子淹没了她。什么都不如别人，她只有疯狂地学习，附中图书馆学生每次可以借6本书，她就每天借6本，全看完第二天再去借新的。能在《人民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的母亲那里接触到先锋小说，在父亲单位的电影资料馆看到实验电影的拷贝是她接触前卫艺术的最大优势。
附中每学期都要下乡实习，当时叫体验生活，那是向京最喜欢的日子，早上5点她就爬起来，手都冻得伸不直，在外面画朝霞天光……几年里她跑遍了北京周边的省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苍茫天地之间，一个人跑到最远的空旷无人的地方摆开画架写生，毒辣的太阳毫无遮挡，几近中暑的半幻觉状态里，面对辽阔广大的世界，“突然，我就会想，你坐在这里，在做什么？世界这么大，人显得这么小，就像一粒尘土，却依旧存在着。”这种苍茫的存在感，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让她坐在自己刚画好的小画前号啕大哭。“这是城市生活所不能感觉到的体验，是对心灵的洗涤，”向京说，“那时候，觉得简直有一个凡.高的灵魂在心里，人活着就是为了燃烧。”附中是她的黄金岁月，她特别庆幸，自己的青春期能在这种环境里度过，家庭和学校给了她足够的自由、极限的体验，告诉了她在艺术生涯里面值得花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的价值所在。那种80年代理想主义的艺术热情，完全不功利地、严肃地看待艺术的态度，是父母、师长到整个社会的环境所带给她的，与其说那是种精英文化式的态度，毋宁说是一种更为纯粹的，更贴近人生本质的态度。
从附中考中央美院，第一年向京选择了版画系，却意外落榜了，她含着泪跟好朋友说：“我以后再也不搞艺术了。”她一直喜欢电影，父亲又在电影制片厂，就决定去试试做电影。可是真做了才发现那完全不适合她，不仅圈子复杂，而且不是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信心全无的第二年，依旧没有考上，雕塑系有初试复试两关，那年甚至连初试的榜单上都没有她的名字。这是她骄傲人生的严重挫败，结结实实的打击一下子打掉了她浮躁的心理，她开始去参加一些考前培训班。在那里结识了一些“考学战友”，比如后来成名的油画家章剑，那时他们都是些“民间高手”，文化课很糟糕而画却画得不错，他们像个小帮派成天混在一起，若是想找女孩做人像模特总是向京跑过去和人家交涉。向京开始学章剑的画法，那是和她在附中时习惯的刻板的或是玩技巧的画法完全不同的风格，可以画得很随意却有感觉。第三年，向京以雕塑系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中央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