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纪念洪毅然百年诞辰作品文献展及研讨会”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洪毅然先生是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卓有影响的美学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大众美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但这次文献展却给人呈现了一个别样的洪毅然，即除了美学理论研究，他更是一位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不可忽视的画家。他早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专攻西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晚年从事国画创作，所绘水墨花鸟，自成一格。这种理论与艺术并举的复调式人生，对重新认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一体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近代以来，受西学的影响，中国学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无一不日益门类化、专业化，但在哲学、美学与艺术实践之间却依然表现出高度的会通或相互穿越关系。洪毅然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另像王朝闻、高尔泰也都是由艺术创作而入美学。相反，邓以蛰、宗白华、刘纲纪等则是由哲学、美学而入艺术。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穿越之所以是可能的，一是因为美学理论本身就建立在对艺术反思的基础上，二是因为艺术作为对自然、社会、人生经验的感性传达，美构成了它的本质和目标。易言之，不论其他学科为确立自己的独立价值如何规划自身的边界，在艺术、艺术理论、美学、哲学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一个进退自如的通道。其中，美学通过艺术获得了对其理论价值的印证，艺术则通过美学在观念层面获得了自觉。这种相互参证和相互发明关系，证明一种理想的美学，必然是从艺术出发的美学；一种理想的艺术，必然是在观念层面获得哲学和美学支持的艺术。进而言之，一种理想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则必然是艺术家型的美学家和美学家型的艺术家。
关于美学与艺术的互动关系，20世纪的美学和艺术研究者多有提及。1938年，英国人科林伍德曾在其《艺术原理》中将美学家分为三类：一是艺术家型的美学家。这类美学家“熟知自己所谈论的内容”，但他们从事的工作更类似于艺术批评和鉴别。二是哲学家型的美学家。他们可以娴熟地谈论美和艺术的道理，但“不管他们多么胜任理论的建立工作，却往往因为事实基础薄弱而归于无效”。三是艺术与哲学兼而习之的美学家，他们代表了美学的未来或理想形态。在中国，朱光潜先生则强调美学家兼习艺术的重要性。如其所言：“不通一艺莫谈艺。”东南大学的张道一先生则主张“美学下来，艺术上去”。所有这些议论均证明，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它的核心目标并不仅在于对美和艺术作纯粹哲学化的思辨，而且在于对艺术现象形成有效的解释和阐明，而解释的前提则是美学家要懂艺术。同样，艺术虽然借助于感性形象显现自身，但对哲学意味或理念的传达却是艺术家的根本意图。就此而言，美学和哲学，就成为艺术家必备的职业修养。
但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美学和艺术的关系不是日益接近，而是日益疏离。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基本可分为艺术美学、文艺美学和哲学美学三大块，研究人员分布于大学的艺术学、文艺学和哲学学科。但近20余年来，国内的艺术美学基本回到了关于艺术的专史研究，存在于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美学也日益边缘化。哲学系的哲学美学，则陷入纯粹的理论思辨不能自拔，对当代艺术的进展缺乏关注。就美学研究者的专业素养而言，虽然大多数人谈起美和艺术的本质规律头头是道，但这些谈论往往是“不及物”的，即一旦涉及具体的艺术作品，就显示出其理论储备的不着边际和大而无当。他们缺少与艺术家的直接对话，甚至连一般性的美术展览也极少参与。这种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当然很难提出真正让艺术家尊重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