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伟
汪大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公共艺术》杂志主编。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艺术硕士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地铁建设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双年展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艺术博览会艺术委员会委员。2013国际公共艺术奖六大评委之一。
问：为什么要发起设立国际公共艺术奖？
答：有三个层面的考虑：一、从学科建设考虑。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从1998年开始，正式明确把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学科。一直到现在，不管是为了上海的发展，还是为了学校的学科建设，越来越觉得需要一个国际平台，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和国际前沿的专家对话的渠道。公共艺术在国外引起关注、作为一个专门的话题提出来也就在近25年。但国外公共艺术发展很快，而国内对公共艺术的认识，却从环境装饰开始，发展到关注城市建设。如今，开始关注人的生活，认识到这是提升人们幸福指数的重要内容。因此，越来越需要国际交流平台。
二、从当代艺术的发展考虑。当代艺术被西方的话语权垄断，跟随西方人设置的游戏规则在操作，不管是艺术形式还是评价体系，都被西方话语权所掌握。但公共艺术则面临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如何从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到信息化社会。举办这次评奖，就是希望能构建一个平台和西方对话。我们不能自己关起门来做，也不能照着别人的规则做，而是大家一起来讨论，共同构建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
三、从中国当下需要考虑。“十八大”提出城镇化的目标，如何通过城镇化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单单是硬件投入，更重要的是文化建设。其中和老百姓最能沟通、语言最贴近的是艺术，因为艺术可以释放人的心灵，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可以让人在物质条件并不富裕的环境中得到精神满足。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开拓思路，通过国际合作，为解决城镇化当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贡献。
评奖是一个由头：采用什么标准，什么机制？如何体现其引领性？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评奖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而评奖机制的建设，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公共艺术研究网络的建设。这是评奖机制设计中的“歪打正着”，某种程度上也是“预谋”的。我们采用研究的方法，将五大洲分6个板块（美洲分南美北美），挑选25位研究员对本区域的案例进行研究，推荐了140个案例。再围绕“地方重塑”的主题进行评审，从对主题的把握、作品的创意与智慧到艺术家采用的材料与工艺的地方性等多个层面考量，选出25个入围案例，再聚焦到6个得奖案例。
评委也是全球找的。在和国际评委讨论如何建立奖项的权威时，我说奥斯卡靠明星效应，我们要在举办地上海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评奖聚集了全球公共艺术的专家，要帮助上海解决问题，因此坚持在论坛上论证3个中国案例，一个是“2010上海世博会”遗存的公共空间的利用；一个是上海地铁如何做公共艺术；一个是浙江玉环的乡镇公共艺术案例。聚集国际专家来讨论，哪怕是思路上的启发，希望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帮助，来拓展评奖与论坛的影响力。
问：为什么选择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作为共同发起方？
答：很早就关注到美国的《公共艺术评论》，创刊近30年，不仅对美国，对整个西方社会很有影响力。我们有《公共艺术》杂志，希望两本杂志合作，携手推广公共艺术。
问：为什么选择路易斯担任评委会主席？评委会成员是怎么形成的？
答：找到路易斯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用中国的老话说是“缘分”。他是利物浦双年展的创始人，连着举办了9届，一手打造了双年展这块品牌。他把美术从美术馆中解放出来，走进公共空间。前几年上大美院在上海做了曹杨新村公共艺术项目。他非常关注，派了观察员跟踪了3个月，开幕时还亲自来实地查看。因为他也一直想让公共艺术进入社区，但在西方却很难做到。因此我们一见如故，相互间有了合作。我主动提出能否共同发起设立国际公共艺术奖，来引导和推广公共艺术，结果一拍即合。他马上表示上飞机前就先写一份策划报告。对公共艺术他的关注点也也是人而非物质空间，与我们不谋而合。讨论评奖主题时我们的意见出奇一致，都聚焦“地方重塑”，强调公共艺术要改变“地方”，要有影响力。对这个主题，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的创办人杰克·贝克一开始有异议，他更关注材料和技术，第二天就举手赞成了，因为晚上在电视里看到奥巴马也在强调社区建设。
当时支持这个倡议的还有新西兰亚洲文化基金会主席约翰麦科马克，是新西兰国家美术馆的前任馆长。有趣的是我们这4个发起人来自中、英、美、新4个国家，代表了4种角色：我是做美术教育的，路易斯是策展人，约翰是基金会的，杰克是办媒体的。
问：如何看待评选的结果？
答：这6个案例是大家一致投票提出来的，与我们目前主张的主题“地方重塑”是相吻合的。但有没有漏掉的？评委是国际性的，有文化差异。除了4个发起人，还有来自土耳其、巴西与日本等地的专家，各自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对主题的理解也不一样。第一轮投票后讨论时就有异议，然后再讨论再投票。只有通过这样不断完善的过程，慢慢构建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背后所求的。国内的专家看到这些评选案例，反响很热烈。
问：为什么要发起组织国际公共艺术论坛？
答：奖评结果如何传播？是像奥斯卡那样走红地毯？还是请电视台作专题报道？有人还提到请国际公关公司。但我们上大美院做这件事，一没钱，二要有利于学科建设，所以我提出办一个国际论坛。这次的来宾来自全球五大洲，都是参与评奖的评委和研究员。
这次论坛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6个获奖案例的陈述介绍；第二个板块是思想交锋，中方组织了各界人士参与讨论，有社会学家，有搞理论的，有媒体的，有政府官员，有搞企业的，有创作的艺术家，与4位国际评论员对话，思想碰撞。第三个板块就是三个案例的分论坛。
问：为什么在论坛上讨论三个论证项目？
答：我们希望把论坛做成一个品牌，希望结合举办地的实际问题对接国际顶尖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为地方作贡献。当时正值2011年，市政府面临“后世博”的问题，就主动找世博局，结果一拍即合，把“世博轴”的空间再利用改造方案作为论证项目。我们还选择了地铁。上海地铁已经是每天800万到1000万人次的人流量，如何做公共艺术也请国际专家来会诊。第三是浙江玉环的“美丽乡村”公共艺术项目，会专门在当地做一个分论坛。这样一来，通过3个案例的论证，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问：对评奖和论坛有没有长期打算？
答：我希望把论坛和评奖做成品牌，一届一届办下去，用时间和质量扩大其影响力。时间上是两年一届。第二轮征集案例已经启动，让国际专家提交研究成果。不过，第二届的举办地还没定。
我认为论坛要办得有影响力，要先在专业圈中有影响，再去影响政府。我希望这个奖和论坛由各地接着去做，可以吸引政府参与，但一定要由大学来做，因为学校做学术研究。不过，我们希望第一届就能形成完整的规范，从VIA设计到评奖和论坛的整套流程，可以出规范手册，今后的承办方就必须按照这个规范去做。所以这次的工作量特别大。
问：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一直关注当代艺术，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2010年前，上海的城市雕塑、壁画50%以上出自我们学校。上海地铁从1号线的壁画开始，转到环境空间设计，再转到整个轨道网络的视觉形象设计，包括整个轨道网络的导视系统设计，已成为他们企业的标准。还差远了7号线、8号线、9号线的车站建设，包括人民广场换乘枢纽与下沉式广场、9号线徐家汇换乘通道等大型空间设计。
2010年世博会我们参与了主题策划，包括中国馆、主题馆、城市文明馆、演艺中心的主题演绎全过程，另外承担了城市足迹馆（文明馆）的主题演绎与展项策划。还有世博会博物馆的总体设计，世博中心，14万平米的公共空间的艺术品的总体设计实施等。2010年后，宝山的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从策划到设计到实施，也全部是我们做的。
上海城市发展需要公共艺术，上大美院在上海，我们的牌子就是“都市美院”，必须关注上海城市发展，为上海的公共文化生活作出贡献。上大美院的核心是公共艺术，而公共艺术，恰恰又是所有各类艺术与设计中最能对接社会需求的。
上大美院的公共艺术教学有三个层次：一、设立了公共艺术技术实验中心，那是国家级的实验教学中心，面对本科教育，让学生在那里熟悉材料和工艺等；二、创办了公共艺术创作中心，那是上海市人文重点学科，面对的是学校的老师；三，还有公共艺术创意中心，用专业的学科知识对接社会、服务社会的支持平台。现在整个构架已经完成，进入了良性循环，而这次作为承办方举办国际公共艺术的评奖与论坛，将拉动整个学院学术水平的提升。接下来要更好地与各个专业对接，让雕塑、绘画、影像与工艺设计更好地融入公共艺术。这就是都市美院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就是公共艺术。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特质，一要干预生活，二要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和传统观念决裂。在西方，当代艺术是以个人的批判性、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来对抗社会、对抗体制。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向是举起公共艺术的旗帜，干预生活，引导生活。
说到公共艺术，有人说是公共空间的艺术，有人说是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有人说是一种反映民意的运作机制。我给公共艺术的定义是：用艺术的语言与方式去解决公共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公共艺术，也是中国的当代艺术。比如我们所做的曹杨新村项目，说明艺术是能解决公共问题的。奥巴马为什么要提出社区重建？因为他发现西方社会的体制出了问题，这是极度个人化的恶果。他希望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来找到问题的答案。这次美国新奥尔良的公共艺术案例名叫“在我死之前”，就反映了奥巴马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坚信，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方向，就是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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