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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伦大学东方文化博物馆展厅
李晓欣 文/图
精英性与公共性这对长期存在于博物馆和博物馆学讨论中的矛盾体，在大学博物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便抛开资金困境，精英性与公共性的矛盾仍然是英国大学博物馆策划展览和活动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展览——
精英性与公共性的平衡
大学博物馆精英性与公共性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展览的选材、设计和诠释之上。为了在两者间取得相对平衡，满足不同观众群的需要，大学博物馆各出奇招，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杜伦大学东方文化博物馆实行的“配对展览”设计。东方文化博物馆主打中国和埃及考古与艺术，每个领域分别设置两个展厅，是为“配对”。一个展厅侧重家庭观众和小学生，策展工作由博物馆的教育部负责；另一个展厅侧重大学生等高层次观众，策展工作由具有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的策展人员主导。
以中国考古与艺术为例，展厅A定名为“中国之奇”，展示包括十二生肖、节日与游戏、符号与象征、家庭生活、服装等通俗易懂的主题，展品以主题性而非美学价值或工艺价值做选择标准，展品说明尽量简练易懂；展厅的设计宽敞明亮，有多处互动装置，更有专门为小孩子设置的换装区(可试穿中国传统服饰)和教学区，展厅以舞狮、兵马俑模型等物品做装饰，营造轻松的参观氛围。在博物馆另一层的中国考古与艺术展厅B则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展厅的1/3用于展示从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中国陶瓷史，其余空间分为陶瓷制作技术与工艺、宗教信仰、殉葬礼仪、文字系统、收藏与仿古等主题，展品以美学价值、工艺价值及主题性做选择标准，展品说明以独立小册子的形式附于展柜下方，文本尽量详细、学术化；展厅光源集中于器物，而且不同展示区域、不同材质与色调的器物灯光设置也有区分，互动区是一件数码艺术装置及一个陶瓷制作的视频。整个展厅强调安静、严肃、适合思考的气氛。与此类似，两个埃及考古与艺术展厅也有这样的功能配对，其中专门为家庭观众和小学生设计的展厅更以不同颜色的地毯在展厅地板上画出一个巨型棋盘，可让小孩子在地毯上玩古埃及棋盘游戏。由于东方文化博物馆本身是为学校教学目的所建，各个展厅空间相对独立而单纯，不同风格的展厅之间不需要刻意过渡，也并不显得突兀。当集体参观的小学生在为他们设计的展厅内上课、嬉笑时，高层次的观众可在完全隔离的空间里享受适合他们的参观体验。
在寻求精英性和公共性的平衡这个问题上，大学博物馆有时候会由于出资方的性质而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例如，纽卡斯尔大北方博物馆就是纽卡斯尔大学与纽卡斯尔市政府合作，从市政府、文物彩票基金、沃尔夫森基金会等机构取得共2600万英镑(约2.6亿元人民币)赞助建立的。由于出资方包括市政府和一些公募基金，博物馆的目标观众自然首先是社会群众，尤其是本地家庭观众，于是展览设计完全倾向大众审美和接受水平。例如地质标本的展示按照标本颜色分类，被陈列成彩虹的样式，美则美矣，却完全忽略了地质学本身的分期概念，展品说明也被放置于“彩虹”两端，极不方便，反而失掉了大学博物馆应有的专业性和学术追求。
市场拓展——
精英性与公共性的冲突
2009年，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以下简称HEFCE)，转变了对大学博物馆资助的策略，把重点放在了博物馆对大学的支持之上。在这个总纲之下，HEFCE向申请资助的大学博物馆提出了3个具体的问题：一、博物馆是否能在满足自身研究人员的需求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为更广泛的研究人员群体提供超越一般资源共享的深层次服务；二、博物馆是否能在满足大学自身的教学需要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支持更多社区的高质量教学；三、博物馆是否能促进公众接受高等教育，并提供机会让更广泛的人群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第一、二点容易理解也相对容易达成，即要求博物馆与大学的研究教学更紧密、深入地结合，这本来就是大学博物馆的基本目标。而第三点说明白了就是拓展大学的潜在客户群——那些有机会考上大学的中学生，也就是说大学博物馆要开发针对资质优秀的中学生的项目，鼓励他们考进大学。这一点无论对于一般博物馆还是大学博物馆都是一个挑战。中学生有独立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模式，同时倾向自由选择信息接收渠道，博物馆自上而下的教育形式往往无法引起中学生的兴趣。与小学生相比，中学生更难组织起来参与博物馆的集体学习；与大学生相比，他们还没有形成研究型的学习方法。要利用大学本身的优势开拓这一受众人群，尤其是所谓资优生群体，对于大学博物馆的教育部门来说既是资源也是策划上的挑战。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曼彻斯特博物馆的“真实的科学”工作坊。项目选拔大学自然科学专业的博士一年级学生做主持，让他们利用博物馆的实验器材设计工作坊，然后邀请中学生参加。通过博士生与中学生的互动以及科学实验器材的动手使用，激发中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曼彻斯特博物馆举办这个工作坊已经有一段时间，成效显著，有曾经参加工作坊的中学生后来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然后还成为了工作坊的主持人。而大学的博士生们也通过这个项目加强了与公众的沟通，以及设计、讲授课程的能力。
针对博物馆公共教育资源上的冲突，伦敦大学旗下博物馆目前的做法是砍掉一部分公共教育项目，集中精力举办针对优质中学优秀学生的活动。类似的精英教育形式在全英各个地区的大学博物馆都有实践，特别是几所名牌大学的博物馆。尽管一些大学博物馆确实推出了效果很好的项目，但为了把有限的资源应用于这些项目而砍掉其他公共教育项目的做法，被一些评论认为更损害了大学博物馆的开放性而加强了它的精英性。
先锋性的实验田—— 大学博物馆的突破口
本文讨论了大学博物馆精英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以及这些矛盾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所处的困境——为了符合不同赞助者的要求，博物馆往往只能在权衡之下做出妥协。然而，这种特殊属性带来的并非只有融资、策展方面的弊端。相反，正是由于精英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大学博物馆具有一般公共博物馆不具备的潜质。由于大学博物馆首要的受众群是文化层次高的大学生、学者等群体，而不必过于顾虑一般公众的接受能力，博物馆在选择展览主题和形式时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尝试一些有争议性的主题或展览方式，引起公众讨论。2008年，曼彻斯特大学旗下的曼彻斯特博物馆举办的“林多人(Lindow
Man)”展览，以被称为“林多人”的干尸为主题，邀请了7位与林多人有联系的个人，包括当初发现林多人的挖煤工、负责检验尸体的法医学家、策展人、把林多人当做宗教圣物的信徒等，参与建立展览中对林多人的阐释。展览还通过留言卡、举办公众辩论会等形式，激发公众对博物馆展示人体遗存(尸体)的做法和展览形式的讨论。尽管展览开幕时曾遭到部分抗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多人”展览在博物馆探寻人体遗存展示方式的实践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展览有意激发的对于博物馆伦理的公众讨论更具有实验性价值。
推崇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大学背景是博物馆成功举办这个展览的必要条件——如果林多人要在以家庭观众为主要受众的一般公共博物馆展出，想必遭受的就不仅仅是开幕时的抗议。在一般公共博物馆要为绝大部分群众服务、不得越雷池半步的情况下，大学博物馆可以成为博物馆先锋性展览的试验田和论坛，激发创意和辩论，这或许可以成为大学博物馆建立话语权和自身文化的突破口。而这种试验需要的不仅仅是健全的体制、独立的行政或学术背景，关键还在于人——一支不满足于大学博物馆相对稳定的状态、不满足于与少数学科的联系、不满足于保守的展览和单一的表述形式，敢于改变博物馆现状、敢于在困难时做大事的团队。当然这不仅仅是大学博物馆，更是经济危机下所有博物馆的共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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