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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斐《人民城寨的诞生》2009，录像，彩色
民生现代美术馆9月9日至11月27日将为观众呈现从1988年中国第一件录像问世以来至今20多年的50多位艺术家的70多件作品。这是该美术馆继2010年的开馆展《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o绘画篇》之第二个回顾性展览。将影像单列出来进行回顾性展览，在中国尚属首例。此前，该美术馆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张培力举办了回顾展，展出了艺术家各个阶段重要的影像艺术作品——当然包括1988年的《30×30》。而在这个轰动性的个展之前，民生携手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展示了从巴黎运过来的20多件影像典藏精品，目前该展览在台北当代美术馆展出。一年来系列的影像艺术展览，暗示了民生对这个在中国还非常年轻的艺术种类的支持，而其对影像艺术展览的选择与策划，也凸显了他的国际取向。希望民生对影像艺术的支持，能够让这个看上去很美好的艺术种类，逐渐给力。同时，在展览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国内外优秀影像作品，还有活生生的对比，从作品到作品，从观念到观念。
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剧烈震荡，民权运动、垮掉派诗歌、激进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等为艺术变革提供了情绪、观念背景。在那个充满着反叛的年代，街头表演成为艺术家们新的表达方式。民生现代美术馆在2011年第一个展览《其他房间》中的作品《巴赫吹口哨》，就是曾经历过这段激情时期的女艺术家安德莉安·派普尔。然而“录像艺术在中国却是在与社会环境无甚关联甚至是脱节的情境中，从一部分个人的偏好，偶然的际遇中零星地、僻静地生长起来的”，“他们(艺术家)一开始就将录像当作个人体验的一种新手段，并赋予它一种美学上的价值”。
六十年代电视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作为当时最有力量的媒介，完全由政府和媒体大亨们把持。媒体理论家们对此批评不已，各种对抗此起彼伏。然而麦克·卢汉却认为，新出现的技术(电视)不仅将会改变人类意识，也会有利于社会变革。麦克o卢汉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预见性，比如他的地球村理论，现在看来颇有预言家的感觉——即使媒介并没有让社会变革有什么很大的突破，不过从推特、facebook和微博来看，新的媒介确实促进了社会发展。
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早期录像艺术家们之所以对录像有着狂热激情，是因为“它有着未开发的美学潜能，可以成为个人表达的有力工具”。由此，录像最初成为记录现场行为的工具。比如布鲁斯·诺曼的《在工作室里跺脚》就是行为艺术的记录，艺术家沿着一个圆圈不断移动自己的身体，持续了60分钟——一盘录像带的时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早期录像艺术没有过多的后期，因为难于编辑，艺术家们干脆就用录像带本身的时间等同作品时间。
中国最早的录像艺术作品是杭州“池社”的张培力创作的《30×30》，无独有偶，这件作品持续了180分钟，正好是录像带的时长。在这三小时内，记录了艺术家不断摔碎粘合镜子的过程。这与当年布鲁斯·诺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培力曾经告诉记者，录像带有三小时，所以他做了三小时。其实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接触到任何西方的录像艺术作品——即使在80年代后期，西方的录像艺术已是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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