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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不觉得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因为公共空间都很有限，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的空间，严格说还没有。现在媒体会让大家误会，以为有舆论空间，有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独立的，他不拿谁的钱，他只拿公司的钱或者雇佣他写稿的钱。
“抽根烟总算活过来了。”8月24日下午，陈丹青一出广州机场，立马向记者一行人借了打火机，径自抽起烟来。陈丹青说，近年抽烟频繁，受不了从北京飞到广州的“禁烟之旅”。陈丹青此行是为了参加当晚在暨南大学举行的讲座以及8月25日的南方阅读盛典颁奖典礼。
当晚的讲座上，陈丹青以《阅读与书写》演讲。1700座的演讲厅里，不少人席地而坐。陈丹青一上台就说，“牵涉到与书相关的事，我才会抛头露面，也是为了若干有心的同学。”这句开场白让现场响起阵阵掌声。他称与暨南大学颇有渊源，因与现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张铁林关系较好。2004年，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一职时，张铁林曾邀请他出任暨大艺术学院副院长。
在随后的交流中，陈丹青表示，读书无需提倡，大家各取所需即可。“每本书都是一个房间，大家从自己的房间中获得不同的认识。读书对我来说，自以为非，自不以为是，书越读就发现不懂的东西越多。”最后他为观众推荐他今年看到最好的两本书：吴国桢的《夜来临》和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
陈丹青说，他的最新作品《笑谈大先生》是关于鲁迅的一本演讲合集，他想将鲁迅从“泥潭”中拉起来，不再被神化或是固定为一个刻板的形象。“民国很多人物都被扭曲，通过读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分辨真假，并培养独立的思想。”
演讲结束后，陈丹青接受了记者专访。
“我不觉得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因为公共空间都很有限。”
记者：你一直通过言论、文章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你觉得自己肩负怎样的责任?
陈丹青：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灌输思想，我从网友回馈上知道，他们对我的言论不感兴趣，但是他们从我的言论里看到原来可以这样来看城市建设，这样来看大学教育，这样来看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只要有一点点破口就好了。
记者：近年来，在很多公共事件上听到你的声音，是什么让你发声机会变多了?
陈丹青：其实，我从2008年开始就尽量减少这些事情。我在媒体上胡乱讲话，是刚回国的时代(2000年)，一直到我辞职。从2007年开始，我再也不接受任何国内电视台的采访，从2008年以来，我只参加《锵锵三人行》，一年一次，一个项目讲四五场，分数次播出，大家就会觉得我出镜频繁。至于约稿，我能不接就不接。我现在固定的写作栏目是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让我每年去一个国家，回来写游记，我刚写完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去年写俄罗斯，前年写土耳其。
其实我很少曝光，一年下来只有两三次这样的活动，像这次获奖，来参加南方阅读盛典颁奖典礼，我一定会来。这是我本人的书，而且是讲鲁迅的书被选上，我视为一种荣耀，是读者对我的一个肯定。
记者：现在一旦发生大事，就会有“公知”出来说话，你如何看知识分子的曝光度?
陈丹青：我不觉得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因为公共空间都很有限，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的空间，严格说还没有。现在媒体会让大家误会，以为有舆论空间，有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独立的，他不拿谁的钱，他只拿公司的钱或者雇佣他写稿的钱。可是我所知道的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供职于)大学和媒体、电视台，他实际上是拿官饷的，所以他独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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