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宋生贵
动笔写作之前，我特意打开桌子上的《现代汉语词典》，查阅“激进”一词的涵义，解释甚简，只是两个字“急进”。继而再追查“急进”，解释为“急于改革和进取”。如果逆向代换，则可以说“急于改革和进取”是“激进”之要义。
“改革和进取”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但健康而有益的实践，应该是脚踏实地的，一旦“急于”开道，情况就不好说了。很少见到“急于”者的成功范例，失败教训却比比皆是，如上世纪50年代末那场曾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跃进”热潮。
“大跃进”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已成为历史，但仍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激进”的做派却并未消沉。别的行业不说，就我本人所在的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即时不时会听到激进之声，看到激进之举。照理说，教育尤为重理性、讲规律，不该因“急于”而妄为。可是要知道，现实中常常有与“应然律”不对位的情形。回头看高等教育几十年的历程，确实不乏波起浪涌。远的不说，就看近20年来的表现。先是紧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潮，打出“教育产业化”的旗号，试图以教育“拉动内需”，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于是，原本以“教书育人”为主旨的学校，开始在许多方面效法企业。在“放于利而行”的运行中，大学校园里鼓荡起种种挥之不去的浮躁之气，学院的斯文渐趋扫地。当然，也有某些弄潮儿应运而生，如卖馅饼的“教授”、办公司的校长等等，他们一时间出尽了风头。
“教授”煎烤馅饼的油烟气味还在校园内外飘散着，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开始回荡耳廓：“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与此呼应相随的是，风起云涌的高校“合并”潮，当然包括一些迫于行政指令下的“拉郎配”；热情高涨的圈地扩建，包括在城市外围兴建大学城，而且许多高校的建筑在攀比中攀升，仅校门之壮观即不乏超一流者（绝对胜过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的校门)。似乎“一流大学”会随着大规模、大建筑特别是大校门的出现一同到来。可实际情形如何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进入“世界一流”的迹象尚不明朗。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由此我很自然地想到我国教育家梅贻琦说过的那段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显然，他们格外注重的是大学的内涵、实质，以及其应有的学术品格。而当下某些管大学的官员与大学掌门人似乎更看重表象和门面——这确实见效快，更容易与政绩挂钩。对于官场运作而言，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不过，这些人很喜欢以“教育家”自居，站在高高的权力平台上，以为言之所及必为高论，手之所指必为正途。这到底是高等教育的幸事还是不幸，只有交给规律和时间去检验了。
与扩建互为因果的，是起始于20世纪末的“扩招”——即扩大招生计划之谓。此潮起势不凡，来势猛烈。陡然间大江南北的各类大学几乎都在成倍数地扩大招生，表现尤其出色的当数“三本”院校，以及形形色色的由中专“升格”的职业学院。大学门槛一降再降，圆了更多人的大学梦，甚至以往连做梦也不敢想上大学的人，如今都以200分左右的总分成绩（满分750分）坐进了高等教育的殿堂。据说仅以此一举，使我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便一跃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此一“跃进”不可谓不大啊！
当然，这同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仅大学自身而言，因教育资源特别是合格师资的严重短缺，教学管理的捉襟见肘，教学运行环节的“偷工减料”等等，必然导致表面繁盛而内涵稀松的状况。再加上生源入门时的起点偏低，教育教学质量的下滑势在必然——其实已有事实为证了。随着这副多米诺骨牌的继续推进，那些在“扩招”潮涌入大学的青年人，满怀期望捧上毕业证书寻求职业时，猛然发现所到之处原来并不缺少大学生，而是缺少安置大学生的位置。胡适早在1934年批评当时的教育积弊时就指出：“粗制滥造的毕业生骤然增多了”，导致许多人“拿着文凭寻不到饭碗”。
当代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推进，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但真正的发展一定是合规律的、循序渐进的。当然，若在教育之外别有所图，那就不是我辈能够看懂的了。有不少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很爱所谓“超常规、跳跃式”之类的举措，而偏偏不看好“循序渐进”，也没有等待“水到渠成”的耐心。所以，“急进”“激进”时不时会大行其道。至于这后面的背景与推力，实在是太复杂、大微妙了，笔者无能细研。但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凡不遵循规律者，必受规律所惩罚。其实这已是老话了。鲁迅说过：“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这样的境遇，如果仅涉及个人，那也问题不大，即便栽了跟头，碰得头破血流，那是自作自受；而如果牵涉一个地区、领域甚至与更多人命运相系的大事业，损失无法估量。正因如此，我常对那不乏惯性的激进思维与激进举措，有着深深的忧虑，尤其不愿在自己所供职的教育领域遭遇“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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