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郭海平
每当我们在今天再看到史前人类为我们留下的那些石刻壁画时，都会为其中蕴藏着的那种神秘力量所触动，那里有我们人类精神的原形，那里有我们的祖先与神灵与自然的对话，它们在那里闪烁着灵光，忽近忽远，忽隐忽显。但随着理性力量的不断提升，一个被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世界诞生了。在这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在接受着一种理性力量的支配，他们排斥异己，他们发明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规则、定律和手段，并企图对整个世界进行全新的分析、解释和设计。他们确信，一切都可以认知和操控。与此同时，那个闪烁着灵光的世界从此也就变成了一种野蛮和愚昧的象征。
眼下，我们正在继续削弱那种神秘力量的存在，并声称自己是“理性的动物”和“万物之灵长”。不过，就在我们看到这个怪异的灵长动物不断创造辉煌的同时，我们又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理性的动物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空虚、焦虑、压抑和孤独。2009年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中国被确认的“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经过亿”。而对那些尚未被确认，或将会被确认的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到底是多少，他们暂时还难以统计，即时有这样一个数据，恐怕也不愿意公布这个答案，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长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骄傲的现代文明社会竟然是一个造就疾病的社会。
2005年10月1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欧盟27%成年人受精神危机困扰”。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他们的国家，百忧解（抗抑郁症药物）正像矿泉水一样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和青睐，因为他们可以从此不再需要医生们的帮助了，他们可以轻易地完成对自己的治疗，正如美国《新闻周刊》1994年的报道，百忧解在现实生活中已达到了“矿泉水所具有的这种社会地位。” 1999年，一本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为药疯狂》在美国出版，该书的作者是担任美国国家精神保健院顾问的彼德·布利金博士，他告诫美国公众精神药物会让人的大脑运作更加失衡，进而导致大脑的永久性伤害和更严重的精神问题。
2008年，《为药疯狂》的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但中国读者的反应似乎却没有那么激烈，这不是中国没有精神病人，或不需要这些药物，这是因为中国人已习惯了忍受，以及长期无法改变讳疾忌医的传统观念。但1600万患有重度精神疾病的中国病人却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忍无可忍，最终还是在彻底崩溃中暴发了出来，好就好在中国并不缺医少药，因此，对这些忍受不了的人进行强制性治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不过，对于这些忍不住的重病号而言，强迫他们服用的已不再是那个听起来颇为诱人的“百忧解”，而是一种叫“安定”和“冬眠宁”的抗精神病药物。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化学药物的诞生，我们眼下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文明社会的真相，正如在那些药物诞生之前，我们便可以通过战争和革命，以及一大批疯癫作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表现去认识那个社会的真相。但就在50年前人类发明了抗精神病药物之后，一个越来越太平、安定的世界渐渐便被生产制造了出来。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不到任何非理性的极端表现，同时，也因为极端非理性的消失而使得那个理性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面对着越来越扭曲变形的现实，我于2006年10月主动住进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其目的就是为了了解那些忍无可忍的精神病人的真实处境，并通过他们去寻找人精神的原形。一进入医院的病房，首先让我看到的就是因服用大量药物而出现泛力、迟钝、昏昏欲睡的病人们，当我拿出纸笔让他们画画时，我进一步看到的却是因无气力而难以握住画笔的手指，以及为了画几根线条，而让他们累的汗流浃背。我问他们和他们的医生，病人回答最多的是“大脑一片空白”，“心里想画，但却力不从心”，医生对此的解释“是药物的作用和长期关闭在室内缺乏运动的结果。”
激情、亢奋、敏捷和随心所欲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在药物的作用下最终都保持沉默。与此同时，精神病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直觉判断水平是常人的三到四倍。著名心理学家罗洛 ·梅也曾明确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艺术家和精神病人都是我们“人类心灵的雷达站”。对此，长期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梵高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境界。”但眼下，除了“力不从心”和“大脑一片空白”，我们只能看到理性荒唐的解释，理性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绑架科学，并理直气壮地以医学的名义对一切不可以理喻的精神表现都冠以疾病的名称，在他们的逻辑中，这些不可以理喻的精神表现对理性的权力都将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凡是不可理喻的思想行为都应当视为危险的疾病进行医治和隔离。
《美丽心灵》的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名叫约翰·纳什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因为自己的天才发现而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影片如实介绍了纳什是如何在千方百计地摆脱药物的干扰后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数字游戏的，同时，影片也如实再现了精神病医院对纳什进行的强制性电休克治疗的残酷画面。在我看来，《美丽心灵》展现的依然是人的非理性的悲哀，虽然我们最终看到了这个世界对这位精神分裂病人的尊敬，但这个“尊敬”其实并非是指向纳什的，因为如果没有无比理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们的认同，或者说，纳什提供的数字仍不能服务于今天这个文明的社会，纳什面对的也只能是无情的嘲笑和无休止的治疗。《美丽心灵》向我们重申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今天这个文明的社会仍牢牢地控制在理性手中，非理性欲想登场，就必须通过理性权威的审核和批准。
理性和抗精神病药物似乎已经成为确保现代文明社会不受侵害的双重保险，即使你可以逃脱理性的层层控制，但你也休想逃脱掉化学药物的制裁。今天的化学药物不仅可以消灭人的忧郁、焦虑、躁狂、痛苦、愤怒、欣喜、快乐等一切情绪，同样，它也可以为你设计制造那些不再具有威胁的忧郁、焦虑、躁狂、痛苦、愤怒、欣喜、快乐，是否安全和便于控制就是判断这些产品是否合格的检验标准。
对于理性与科学技术合谋制造人精神的能力，的确让人感到惊叹，但问题是这些制造设计出来的所谓精神世界毕竟还是一个模仿的很像精神世界的精神世界，正如伟哥这种药物可以制造肉体的勃起，但它却不能制造出人的心灵和这个心灵与那个世界的互动。这是因为性欲从来就不是某处肉体的勃起，它是一个人的身心与他身处环境的互动，而化学药物只能对人体的局部发挥机械的作用，这既是科学技术的局限，同样这也是人理性的局限。
在精神病人和艺术家那里，我们可以领略到那个真实精神的存在，这是因为疾病让他们摆脱了理性和一切人造物质的控制，他们终于可以在自然意志的作用下感受自己，以及感受那个十分危急的生存环境。所以说，精神疾病的本质不是对人的本性和自然的否定，相反，它则是对人的本性和自然的肯定。在今天看来，艺术家与常人的不同，就在于他们与疾病具有相同的性质，或者说艺术家就是疾病的化身，正因为有了这些疾病，他们才有可能反映和表现生命和神灵的意志，为了实现这种意志的抵抗，他们创造出了各种抵抗和拯救的形式。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当今艺术家们的创造与史前人类的艺术创造具有相同的性质，不同的只是那时还没有精神疾病的意识。
精神病人与艺术家的表现帮助我们恢复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真实联系，在这个联系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统一。只有在这种如此真实的感受中，我们才能感到坦然、自由和自信。相反，在理性与科学技术统治之下，人感受到的只能是虚无、孤独和无助。所以，要想从今天的虚无、孤独和绝望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不能无视精神病人与艺术家们的表现。当然这里所说的精神病人与艺术家的表现是在理性权力之外的存在，这是一种反抗和超越的力量，只有在这种力量的帮助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返回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世界。正如精神病学泰斗雅斯贝斯曾指出过的那样，“寻常人只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
眼下，我们也许正身处在危险之中，但我们却难以察觉，因为一切危险的预警都将被视为是危险的制造而受到禁止。一切精神和信仰的追问也都必须经过法律和医学的审核。相信科学，相信唯物主义则成为我们当代人必须遵守的生存法则。最终，理性不再是一种思维和求真的欲望，它已赤裸裸地变异成一种权力的象征。而这种理性的异化也正是从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和否定开始的，失去了非理性的抗衡，理性便失去了他自己原有的发展方向。
多年的艺术实践经历让我对精神疾病有了许多更深切的认识，这是因为艺术家与精神病人的精神属性都极为相似，如神经过度敏感，对情感和直觉的高度重视等。不同的是，艺术家找到了一种可以被理性权力认可的方式和方法，也正是这种方式和方法让艺术家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而精神病人的表现则由于完全背离了理性的意愿，而使得他们很难在理性统治的世界里获得任何生存的空间，不择手段地消灭他们，这就是理性必须选择的选择。
其实，理性的霸权得以实现从来也不曾离开过非理性的支撑，问题的关键是非理性对理性的统治地位是否会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为了确保理性的绝对权力不受威胁和挑战，他们充分利用艺术与宗教这些意识形态来为自己服务。如将“真”、“美”、“善”强行统一起来，用“善”和“美”的阐释来规范“真”的意义。稍有违背或反抗，轻者接受教育，重者必将受到医学和法律的制裁，总之，“安全”是理性权力为非理性设置的一道界线，越界者将一律受到制裁。由此可见，一切非理性在理性面前只准许以“奴婢”和“宠物”的形象出现。然而，许多受到长期压抑的非理性力量一旦突破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又必然便会以疯狂、分裂、强迫等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实一切极端的非理性表现也都是极端理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一切极端的理性表现同样也是极端非理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物极必反”，但理性的权力希望打破这个自然规律，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反抗的力量，为此，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结果则是在消灭对方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
纵观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这样一个事实，即艺术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由非理性控制向理性控制逐渐转向的历史，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非理性与理性始终都处于对抗博弈的状态，也正是这二种力量的相互对抗和博弈才不断派生出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和主义。但自从精神病医学在七十年前诞生之后，人性中的非理性地位便日益受到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医学的概念化、数字化和逻辑化的挑战，而真正打败非理性的力量其实还不是这些理性的概念、数字和逻辑，而抗精神病药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的发明才是让非理性完全失去抵抗力的决定性力量。也正是抗精神病药物的诞生与发展，才使得一批又一批疯狂的先锋艺术家们不得不接受各种精神病医学的治疗，这其中就包括庞德、艾略特、凯鲁亚克、金斯伯格、海明威、贝里曼、波洛克、高尔基、罗思科等等。他们一边被迫接受化学药物的抑制，一边又将毒品和酒精当着是冲破理性桎梏的武器，非理性与理性在西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演了一场殊死的决斗，而最终的结果便是一批批艺术家的非正常死去，幸存下来的力量也只能在精神病疗养院里安度余生。不仅如此，在理性权力的操纵下，艺术也从过去那种解放非理性的力量逐渐变成了一种为医学治疗服务的工具，这就是“艺术治疗”理念的兴起。理性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对于那些为了理想而将自己送上十字架的勇士先锋，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悼念。然而，失去了非理性光芒的照耀，迎接我们的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随着跨掉一代的最终跨掉，等待我们是漫漫的长夜。有人说艺术家本该是那个生活在长夜中的守夜人，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在黑夜中依然保持警觉，他们不时地敲击着自己手中的竹梆，或通报时辰，或通报平安，或通报险情。但今天的艺术家似乎已不再承担起这个巡夜的任务，因为理性的权力已为他们安排了另一个全新的角色，这就是制造娱乐，这是一种让人失去痛觉和警觉的非理性表演，为了确保安全，他们为非理性设计了明确的界线，凡是具有危险性的抵抗和挑战都将会受到禁止和排斥，正如理性的权力可以积极鼓励开发抑制非理性兴奋的药物，但对那些有可能激发非理性兴奋的药物生产和销售采取的却是最严格的控制。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既有自身的原因，又有国际环境的原因，理性秩序的恢复也同样是如此。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中国很快便确定了自己“稳定压倒一切”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大量复制西方的嘉年华和夜总会，并将那些具有危险性的非理性表现确诊为精神疾病并加以医治，这都是我们对西方成功经验的一种借鉴。不可否认，这一系列的借鉴十分有效，但这些成效只是一种表象，在这种和谐稳定的表象背后，仍隐藏着另一种危险，这就是随着人与自己的自然、本性越离越远，人的本性和自然力量便开始对人的思想意识进行强迫性修正，而各种精神疾病的大面积出现也正是这种强迫性修正的结果。抗精神病药物只能暂时减缓外表症状的出现，欲想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症状，理性的权力必须重新调整对人的本性及自然的定位，否则，人类必将会因为无视人本性及自然的存在而受到自然人性的灾难性回击。
当我想到进入那些精神病人世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找一条不受理性权力控制的通道。在比较之后，我选择了艺术这一途径，这是因为艺术是延续至今最古老也最原始的一种精神表达方式，只有借助于艺术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与那些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的人进行交流和互动。为了排除理性因素的干扰，我有意选择那些不曾学习过艺术的对象。
今天，我们一提起艺术，首先就会想到艺术家，仿佛只有艺术家创作出来的形式才是艺术，其实这正是理性霸权的具体表现。在我们今天人的大脑中，艺术家指的是那些被理性权力教育、规训、考核过后并得到承认的社会角色。而本人去精神病院寻找的恰恰是那些不曾接受过理性权力教育、规训过的人的精神表现形式。在我的意识中，疾病既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同时又是自然意志为理性的发展设定的一个界线，正因为有了这个界线，它才让我们人类得以生存下来，正因为有了这个界线，我们才能获得保存自己本性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病人的艺术反映的正是那些被疾病保存下来的人的本性和潜能，丧失了这个本性和潜能，也就不可能会有精神病人艺术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形式。法国艺术家杜布菲曾将精神病人的艺术当成是“原生艺术”来对待，在他看来“艺术不会睡到人们为它铺就的床上，它一听到人们呼唤便逃遁，艺术喜欢隐身埋名，对它来说，最美妙的时刻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在杜布菲不懈地努力下，精神病人的艺术在西方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尊重，他们纷纷为这样的艺术建立艺术馆，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公众对人的非理性世界也能获得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然而，中国人不习惯于在没有文化遮掩的状态中去正视自己的心灵，因为那样会让人感到羞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长久接受的文化熏陶是仁义道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文化熏陶的时间过于漫长而让我们患上了文化依赖症，抛弃几千年文化就意味着对中国人性的否定，这显然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精神疾病。
即使感到羞耻，即使是一种疾病，我还是不愿放弃亲眼目睹一下自己心灵的原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原形，我们才能明辨自己现在的真实面目，正如我们只有在进入深山和海底世界时，我们才能区分什么是自然世界和人造世界。精神病人的艺术就如同那个海底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人的本性和潜能。通过与二百多位精神病人的交往，我终于在他们当中发现了几位特别喜爱绘的病人，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创作，才让我对理性、非理性、疾病、科学、艺术、文化、社会、教育等获得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认知。
为了更深入地进入这个神秘的世界，我们在南京创办了中国首家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即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公众—定会在精神病人创作的大量艺术作品面前重新调整对疯癫和精神病人的看法，至少我们会懂得宽容和尊敬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