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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松
前提：优质学生的来源
优质学生的选拔面临着技术性瓶颈。
在高等艺术教育中，以培养的终极目标而言，优质学生的选拔至关重要。艺术考试，作为选拔机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的关键作用，在培养的所有环节中，其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当下我们的艺术考试，有时候像一柄双面刃，在选优的过程中，劣胜优汰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此，人们不乏批评与呐喊，但往往是惯性的体制力量使之见怪不怪、麻木不仁。问题在哪里？这便是在艺术领域的选优过程中，相对复杂的学术考量与简单有效的考试技术间的错位所致，这似乎是一个技术性的瓶颈，一个严重的瓶颈。
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瓶颈，它也是一个政策性瓶颈。在普通研究生的专业初试中，教育部要求的相关高校按二级学科进行专业初试统一命题，作为一种原则对于非艺术类的考试与选拔而言，其技术性工作简单有效，有其相对的、一定的普适性。然而对于艺术类的考试而言，则是一个悖论。以美术学二级学科为例（以国家统一的学科序列）,它下列的三级学科或者是研究方向包括中国画（在专业招生中还可以细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等）、油画、版画、雕塑等，它们的专业基础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它的研究方向或项目计划的个性化特征是这一层面培养的特点。然而，习惯性的以二级学科的统一内容作为专业初试的命题，则往往使一些在某一领域出类拔萃的优质生源在第一轮专业初试中就被淘汰，或者沦落为低分（这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艺术学生与英语之间那个曾经沸沸扬扬的话题，因为研究生专业学位的考试已经相当大地淡化了英语的内容和权重。这里所指，还是艺术考试本身的认识问题，专业之内的问题，即一个实质性的专业选优的问题）。
举例而言，若统一以人体素描写生来进行二级学科下列的相关三级学科方向的专业初试的统一命题，包括中国画（山水、人物、花鸟等）、油画、雕塑、版画、综合绘画、新媒体艺术等等，那相关方向的水平评价便是一个问题。比如中国画山水、花鸟及其人物，他的人物素描写生的分数多大程度会影响到他未来在山水画、花鸟画上的研究，这无疑会是一个悖论。即使是雕塑而言，5年雕塑专业的毕业生已经进行了系统的雕塑语言的训练，其雕塑的专业素养明显优于非雕塑专业的其他美术学科的学生，然而统一地以素描人体写生来与普通大学学科的油画或绘画专业的学生相比, 雕塑专业的毕业生未必能胜出。因为雕塑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于与专业相关的基础训练,并进入到专业语言的研究，而非长于绘画性素描。虽然后者可能只在大学四年绘画专业学习中选修过一个单元几十学时的雕塑课程，但他由于在第一轮初试绘画人体素描中相对高分，完全有可能在综合成绩中胜出，虽然，他在雕塑专业语言的研究上远不能与前者相比。
艺术学科的其他7个二级学科（音乐、戏剧、电影、广播电视、舞蹈、设计艺术、艺术学）在选拔优质学生的艺术考试中，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于此，给艺术研究生考生一个公平的专业选拔和评价机制，评阅教授的专业对位便是一个问题。因为学科及其研究方向的差别势必在选拔标准上有偏好，这是一个学术性的严肃话题，也是一个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和提高的前提。
优质学生的选拔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性程序和事务性工作，它是一项学术活动，它需要用艺术专业的标准与艺术教育的经验去考量、去对位。因此，研究生教育的专业考试，优质学生的选拔越来越变成一个学术性强的工作。学科和教授的话语权终究应该到场。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的一些专业艺术院校正在努力突破相关的约束瓶颈，思考专业优质学生选拔机制中的学术性内涵与技术程序间的合理结合，并有所作为。
突破教育部关于二级学科专业初试统一命题的原则性要求，仅仅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中的一小步。然而，对于艺术领域的研究生人才选拔，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推而广之，不仅艺术类如此，对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而言，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这样那样的技术性瓶颈，面对这些中国高等教育中所呈现的表像，其实质更是教育思想的僵化与滞后，也是涉及到相关利益的盘根错节。因此，这无疑也是造成我们的高等教育大大落后于当代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成果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常常哀叹的中国高等教育出不了国际性大师的原因之一。因此，教育的主体如何从行政回归到教育本体，回归到学术本身，真正地回归到所谓的以学生为本，以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本位上来,是一个大课题。
类似的情形，相信不仅仅表现在艺术学科，同样也表现在其他不同的学科，它们也面临着相关的看似技术性的瓶颈。这些，需要思考、突破和有所作为。
其他话题之一：
教授中心系统与学术自由精神
教授中心系统与学术自由精神，是当代大学教育的基本结构和灵魂,是大学教育的职业底线。
教授中心系统作为一种独立学术系统，相对独立于体制和商业的约束,是当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教授中心系统的独立性缺失是当代艺术教育的体制性瓶颈。所谓独立性，即是学术话语的独立不受干扰，学术自由，不受恐吓，其背景支撑是独立思考的不被控制，研究经费的相对保障和教授职位的终身制度。
教授在高校的办学系统中有多大的话语权，他多大程度地影响了学校的办学走向，他的学术独立性多大程度地不受行政和商业的干扰，对于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乃至国内的整个高等教育，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高等教育，除了在硬件上，很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提并论。
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实行的却是教授职位制度的学术独立系统．美国的教授独立系统和１９００年斯坦福大学的爱德华·罗斯(ＥＤＷＡＲＤ·ＲＯＳＳ)事件有关，那是由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校董会开除有独立见解的教授事件①所引发的美国思想界、教育界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弹的结果，并最终形成了美国教育系统推行教授终身制度的传统。于此以保证特定的教授的学术研究不因人事跌宕、专业冷热、市场影响、商业诱惑以及行政干预，而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术想象力。由此也提供了美国在各行各业引领世界知识前沿，以及吸引世界性智力资源的良性循环的基础。
我们的当代文化中有一种历史基因，在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历史中，文革办学的高度政治化、行政化的历史及其对学术的异化，个人研究精神上的漠视，学术精神上的随波逐流，对学术自由的粗暴管理，以及庸俗社会学的法则，等等．这些教育历史中的败象难免时隐时现，从反面影响着当代教育的良性发展。
因此，教授中心系统与学术自由精神,这个体制性问题的解锁正是解开中国当代教育包括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可持续发展，并产生品质裂变的关键之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值得努力去解决的课题。
其他话题之二：
理想主义与乌托邦精神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国度，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急功近利的惯性思维，现实中的成功与失败被分析为坐标．成功者作为榜样，被精明准确地分析、定位――走向成功的方法特征清晰，目标明确，经济和声誉的被量化类别．一切可以套用的商业成功的方法论，在聪明的青年佼佼者中被不断复制，利好的商业环境给复制带来了成功的更大机率和量化数据，由此，不断地催生着新一代的艺术数字的神话。
似乎是，艺术教育已不再需要朴实了。理想主义，宗教苦行般的艺术殉道者 似乎显得可笑，乌托邦精神于当代艺术教育似乎已经远去。那种在艺术迷途中左冲右突，不断寻找理想之光的灵魂已不再具有感染力，艺术越来越作为一种谋生的商业，而不是生命的需要。也许是由于现实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充满诱惑，甚至变得越快越冷酷;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对我们的艺术教育提出过于精神化的要求，更不要奢求现状有什么变化。
但是，作为专业艺术教育的教授系统，他们应该做点什么，为艺术的当下青年一代提出些什么样互动的话题。也许我们的确没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下一代所产生的艺术作品和达成目标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因为这些似乎都是当代模式―――一个时代的痕迹。
然而，曾经充盈于人们心中的，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仍然暗流涌动，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仍然是艺术校园的精神财富。那种对艺术的理想主义追求，对艺术极大的狂热，以及对艺术精神的无限想象，对于当下的大学艺术精神而言，它们是一种灵魂的召唤。没有或者失却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召唤，没有了那种堂吉诃德式的拿着长矛与风车大战的想象，艺术也就会暗淡无光。
我们的当代艺术教育正在变成职业训练场，这似乎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当代高等艺术教育还需要留下更高层次的心灵对话与书写的历史。我们的艺术教育给这种需要和想象提供了什么，我们的教育系统提供了什么，我们的社会文化系统又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和平台，值得我们去思、去做。
注①：１９００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Eduard·Ross）由于斯坦福夫人（Leland·Stanford）反对他关于移民劳工和铁路垄断的观点而使之失去了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职位。斯坦福大学的7名教授因此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Arthur·D.lovejoy）倡导18位教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选举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Ewey）为主席，发表了《委员会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教授制的申明》，由此学术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终身教授的制度在美国逐渐成为传统。
发表于<<画刊>>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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