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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一位建筑师聊起安藤忠雄这位日本建筑大师，我最喜欢的建筑大师，他的自传《安藤忠雄论建筑》深深的打动我，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中国的长官意志不左右建筑师的建筑表达，我们的城市里是否会有很多给人温暖和想像的建筑呢？答案是未必的，因为即使库哈斯这样的地球狂人，超级大师，即使没有政治意识干涉他，他不是也一样把“大裤衩”---那丑陋的站不稳的巨人妖怪树立在首都的黄金位置上了吗？假大空红光亮的后现代风格在当前建筑界被如此器重，真的是到了人心不古的时代了吗？我们也许应该扔掉一切，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只是需要三顿饭和一张床外加一点小温情小思想小娱乐的人，一切的艺术，都要为这个服务的。
1941年，珍珠港事件使得犹太人亚伯拉罕"马斯洛“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为了这个目的，他开始奉献毕生精力寻找一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社会的关于人类动机的普遍理论。
同年，印度人泰戈尔去世。
同年，日本人安藤忠雄出生。这个只有“高职”学历的小子，“在印度恒河畔的贝拿勒斯圣地，望着由圣徒们的累累白骨堆成的山，终于想清楚了：人终归有一死，我要拼命地按自己的方式去活。”最终，向死而生的安藤被建筑所吸引，并选择用建筑来表达他对于自然和人类关系的认识，成功地将他的意志铭刻在大地之中。
同一时间发生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却暗示着世界灵魂的转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这些充满自觉意识的个体不断地滋养着世界生命，使它不至于因随意泛滥的贪婪、软弱、惰性和自私而灭亡。
当然，这些自觉的个体首先体会到的是痛苦。
泰戈尔“将弥漫于世间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成为人间的苦乐，通过诗人的心灵诵化而成为诗歌”，而安藤则“从一开始做设计，就一直在不安和痛苦的困境中寻找我的建筑之路。”
这种对于痛苦的不避不离挑战了“趋利避苦”之常理。
而痛苦终究没有让他们灭了对世界的热情，泰戈尔说：“我们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安藤说：“你们应将自己的毕业设计作品放在自己的家中，永远记住自己对建筑投入的热情，以更专注、更认真、更热情的方式去对待世界。”
正像马斯洛对自觉个体的研究所发现的，这些自觉的个体并不是没有痛苦、忧愁和烦恼，而是他们能够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较少害怕和焦虑、较少因为厌倦、失望及羞耻感或缺少目的而烦恼。马斯洛称他们为“自我实现者”。
除去在痛苦中滋生的热情，勇气、自信和自尊亦是自觉个体的重要特质。
对世界的热情使得安藤从二十几岁起就一直不断地给社会提供自己的想法，“对一个事情的解决有很多种方法，我觉得也许我的是更好的。”他说。
而后三种品质支持着安藤将对世界的热情持续至今，“我的提案可能会得到认可，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否认，现在年纪大了，有更多的经验得到认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但也还是不断地受到否认。但我一直乐观地去解决问题，我相信好的理念最终会被人们接受，几十年前被否认的想法几十年后可能会被采纳到其他的方案中，变为现实。所以，永远充满希望、永不放弃是最重要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希望和执着，世界开始对安藤颔首。
日本人安藤开始成为世界灵魂的一部分，像其他来自四面八方的组成者一样，他们的精神超越国界，对普遍的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怀有宽广的好奇之心和深刻的归属之情。
人和环境的关系始终是安藤建筑思想中最关键的部分。
“建筑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建筑作品是美术馆之类的，那它的主角并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建筑作品，而是在这个空间中将要展出的展品和前来参观的民众。如果建筑作品是住宅之类的，那么它的主角则是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它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很愉快、很安宁地居住在里面。”
“创造一个让儿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环境是每一个建筑师的责任。”
这样的理念超越一切流派，一切主义，去繁就简，赋予普通事物不朽的能力。
安藤所言所行正如中国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言：“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瞻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
若以这个要求来看今天中国建筑界，可以说是没有大师精神萎靡的领域。
早已成名之流埋首于众多活计之中不亦乐乎，那些没有成名的若干人等更是苦于生计委曲求全，……。济世、救世、淑世教世之心极为罕见，更妄谈此心的坚持与执着！
但是正如安藤屡次强调的，“建筑是一个社会的作品”，中国建筑界的精神状况只是当今中国社会精神状况的一个反映，这并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的精力就没有在应有的领域正常发挥，1860年以后，它们要么是慢吞吞地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进行反应，要么就是完全投降，而在1949年以后它们要么集中在阶级斗争上，要么集中在消费战场上。
而我们周围的国家却采取了与中国不同的态度，日本的反应比我们快速、印度的反应比我们坚韧、韩国的反应比我们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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