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袭黑色中式缎褂，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当然还有随和的态度，儒雅的举止，甚至连接朋友手机电话时，冷不丁冒出的国骂也透着一股文气。
初见陈丹青是在他的个人作品回顾展上，展览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学楼１层和１６层的展室内举行。那天是开展后的第二日，时近中午，我匆匆走进教学楼大厅，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被簇拥着的黑影，也没在意，径直走向画展前言——此次来纯为看画，并没奢望见到画家本人，我生怕学校午休闭展。
展出的作品基本上是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每幅画下面都附有画家亲自写的一段说明文字，行文流畅、笔调清新，夹杂着调侃与自嘲，引得众人俯身去读，比看画还来得仔细。走到画家１４岁时画的第一幅自画像跟前，一位俊秀少年睁着一双敏感的大眼睛注视着你，看画的人倒像是变成他眼中的一幅画稿了。总感觉这双眼睛和刚才大厅里一闪而过的黑影有某种内在联系，我的注意力自然无法集中在那些真实生动记录画家成长过程的画作上了（包括那组著名的西藏题材作品），走马灯似的浏览了剩余的作品，急忙走出展室，放眼望去，宽敞的教学楼大厅已空无一人。
再见陈丹青是在他校园的临时宿舍中。他的出现立刻证实了我头一天看展览时的感觉：一袭黑色中式缎褂，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当然还有随和的态度，儒雅的举止，甚至连接朋友手机电话时冷不丁冒出的国骂也透着一股文气。他点上一支烟，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身“行头”开始。
我问他现在穿的这件中式褂子有何讲头儿，似有“包装”之嫌。他说：“完全不是。一个朋友在地摊儿上买的，拿回来让我一穿感觉不错，就多买几身权当休闲服。回国后到处找中山装未果，中国人的体型不太适合穿西装，可是有些场合非穿不可，在国外这么多年了我仍然不会打领带，每次都得临时找人帮忙。”他挪了挪身子，将烟灰弹进烟缸，“我这身装束在美国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出门上街没人敢惹，都以为我会中国功夫呢。”
电话铃响了。趁他回电话，我得空打量这间宿舍：８、９平米的狭小空间几乎被两张单人床占满，床上凌乱的堆了些衣物和书籍，好象主人就要出远门或者是刚刚出远门回来的样子。靠窗一摞未装框的画，其中一幅头像加在中间，露出一双熟悉而又陌生的眼睛。
“对不起，有个急事。院长通知我去看一下画室，你在这里等我还是同去？”
当然同去。他肩背一只土黄色的军挎（经常出现在美术习作中的那种），上面别一枚红色清华校徽，左手一把黑折扇，右手顺势从桌上的一条拆开的“一品梅”香烟中抽出一盒塞进衣袋，我们一前一后下了楼。
走在校园里的陈丹青格外引人注目，一是他与众不同的装束，他虽不承认是刻意的“包装”，其效果却已达到：迎面走来的人无论认不认识，都会将目光停在他身上，而那些漂亮女生眼中更流淌着掩饰不住的崇拜之情，就差跑上来让他签名了；二是他与众不同的走姿：腰杆笔直、脚底生风，行色匆匆又不失稳健，远远的看见了熟人，一把折扇先指过去，然后便是一阵热闹的寒暄，颇具“大侠”风范。留学生宿舍与教务楼间也就百米之遥，我却被他落下了一大段，要紧走几步才赶得上。我问他何时练就的这一“疾行功”，他说是当年在江西农村插队时走山路走出来的。
清美副院长引我们上到顶层的一间宽大而粗糙的教室，这里将被改造成陈丹青未来的画室，他将在此辅导他回国后带的第一批油画专业博士生。我听见他说：“屋顶一定要开天窗，否则东西怎么摆看上去也没变化。”，副院长表示院里开会讨论改造方案时遇到一些困难，不过保证画室的使用质量肯定是首要的。我猜他提到的“困难”十有八九是资金方面的问题，而陈丹青也未再就此发表意见，“审查”画室的工作草草结束。
刚出楼门，一个留长发、蓄落腮胡子的男子走上来和陈丹青握手，陈丹青一开始表情有些茫然，但很快认出了对方，二人互致问候，陈丹青向他解释自己还要接受一个采访，那人便留下名片，又记了陈丹青的电话，走时还恋恋不舍，反复说：“一定再联系。”陈丹青望着他的背影感叹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一起报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结果我上了他没上……那会儿他还是个小白脸呢。”
我们终于有机会再次坐下来交谈，这一次是在教务楼下的一片小竹林里。陈丹青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他说以后再谈事情就来这儿，保准没人找得到。今天的访谈似乎从现在才算正式开始，然而，著名旅美画家陈丹青归国后的生活状态，早在不经意间便已从他的言谈举止及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中显露出来，现在让我用生硬的问题“套”他的话，反而觉得不自然了。对面的陈丹青倒是十分配合，摆出一幅坐以待“问”的架势，见我不发话，他便问起我来：“看画了吗？”“粗略的看了一下”，“感觉怎样？，”“挺好的”，“说具体点儿”，我见谈话极有角色互换的危险，忙转守为攻，“我不懂美术，我们今天不谈画，还是谈谈你的生活吧，学院就给你住那么小一间宿舍？”
“不是的，他们分给我一套房子，在西郊，交通不太方便。”
“你没有车吗？”我问。
“我到现在还不会开车呢。”见我露出惊讶的表情，他忙解释说：“在美国地铁四通八达，非常方便。”但我仍然无法理解，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八年的人竟然不开车？转念一想，每天以车代步的人，走路哪会像陈丹青那般快呢。
“你的家人这次没有一起回来吗？”我问。
“她们现在都在中国，我妻子在上海工作，我女儿在南京读书，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三地分居，过一段时间也许会聚在一起吧。相比之下，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反而是很传统的中国式的，三口之家规矩的过日子，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儿无聊。”
“你过去曾说过，自己不太可能回国发展了，因为在美国这么多年了，再回国等于又出国了。那么这次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再次选择了‘出国’呢？”
“那是很久以前说的话了。如今的中国已经大不一样了。我８２年出国是去看艺术，如今回国是来看景观。这就叫“静则思变”吧：陌生的美国对我来讲已太熟悉，而熟悉的中国对我来说又太陌生了。”
我赶忙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句格言体的句子。傍晚时分，竹林里的蚊子多起来，陈丹青手中的黑色折扇终于派上了用场。
“你２２年前进学院，１８年前离开学院，如今又重返学院，学院在你心目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
“我的本性是比较崇尚个性与激情的，而且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学院派’，我一直都在‘走江湖，跑码头’。就算清华不聘我我也会回来——回来单干，但这和我进行教学工作并不矛盾。进不进体制对我来说无所谓，况且中国近几年的变化很大，这次回来填了不少的表格，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表格要你填，从这点上讲，美国和中国没有区别。”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回国半年来的生活，会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
“我曾经在许多刊物上读到过你写的音乐随笔，感觉你对音乐和文学都很有研究。能谈谈它们对你画画的影响吗？”
“影响很大，可以说音乐和文学塑造了我的个性和气质。我父亲喜欢音乐，我从小受他的影响，听了不少古典大师的作品，那会儿的人似乎比现在的人更有时间和心境去听音乐，我一直认为音乐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至于文学，那是我一生的爱好，国内近期将出版两本我写的书，一本叫作《多余的素材》，另一本叫作《纽约琐记》，都是一些随笔式的文章，可读性较强。”
“你回国后还有机会听音乐吗？”
“最近刚买了一套不错的音响，我想我的生活里不太可能没有音乐。”
“你也可以来音乐厅听音乐会。”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今年第９期《今日艺术》递上去，他眼睛一亮，“中页有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详细演出日程。”我不放过任何为音乐厅作广告的机会。陈丹青仔细的翻看着，嘴里孩子似地念念有词：“不错不错，我回去把感兴趣的音乐会勾出来……”
采访结束前，一个头发和陈丹青一样短的小伙子来找他，说是要一起回宿舍拿一些陈早期的习作布置展柜。陈丹青介绍说，这是他此次回来带的五位博士生之一，“你们有空应该写写他们。”我说当然可以，同二人一一握手告别，陈丹青转过身，大步流星的朝留学生楼的方向走去，他的学生紧随其后。
自称“学院外”画家的陈丹青在学院内生活的一天于忙碌中度过，这样的日子离他理想的生存状态有多远，而他在这里的生活何时才算“真正开始”，也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