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访谈的直播现场。

前几天，在中国外文局举办的“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有一位学者的演讲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今天我们把他请到了中国网中国访谈的直播现场，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

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今年以来，您在利用凤凰卫视这一平台，帮助海内外的观众重新认识中华文化，请问这个“重新”，是不是指过去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认识不足，还是认识上有差异？

我们生活在中华文化当中，生活在中间并不证明我们已经认识它。比如我们每个人都在吃饭、呼吸，其实我们不一定了解我们的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是一样的道理。生活在北京的居民也不会很明确的知道北京的历史、北京的建筑风格，北京现在遇到的麻烦，都不见得会了解。

尽管我们生活在中华文化中，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和本质、走向，要有一个不断的经历认识的过程，特别是现在面临着新世纪的社会转型，前几个世纪的认识一定和我们今天的认识不一样，我们有新的认识。我相信这样一个优秀的文明，每个朝代都在重新的认识，我们现在一定要明白我们要重新认识。不要认为祖辈认识的结果拿过来认为是我们认识的文化的结果，一定要明白。

我们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一定要重新的认识，我们的文化也一样。所以我在那次演讲中提出来了一个词“自觉”。我们在中华文化中也不见得获得了对中华文化的自觉。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中国的文学早就存在，但是到了汉代才获得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自觉不容易，我们现在要获得新时代的文化的自觉。

我今年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的栏目中，努力把我的重新认识教给海内外的观众，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思考，让更多的人演讲、发言，我们集体构成一个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

谢谢余老师。我们知道，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文化体制上的改革，改革的过程中有困惑也有欣喜，你对这方面如何理解？体制因素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主要障碍吗？

文化体制改革，比较麻烦的是对于文化流行的方式留下了很多的机构、很多的剧团，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个体制改革之外，其实有一批新的文化创造的群体，它是原来体制之外的，改革不改革和他们无关，他们就出来了，就存在了。所以文化体制改革一方面要解决已经有的院团机构的生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要为新的文化创造者开辟空间，把空间开辟出来之后就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化，他们有可能成为重点。

我们设想一下，就像一个工人俱乐部，里面的剧场不断的改变，其实最精彩的演出很可能就在剧场的外面，在剧场的广场上安排很大的空间让人们娱乐、游戏。所以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我对这个“改革”到底改成什么样兴趣不大，我兴趣大的是让这个“改革”留出巨大的空间，给二十一世纪的创新文化一个基础。

创新文化不可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出来的，好多文化成果从来不是改体制中出来的。很多的文化都是自发的存在，个体性的存在，我们的体制不要限制它、不要剥夺它、不要宽泛它，这才是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不要老是在原来的体制上怎样让它有出路，把一个剧团分为三个剧团，这种体制改来改去，可能有，但是不重要。

您刚才说文化发展需要一种比较自由的环境，您觉得体制是文化发展的阻碍吗？

不，我觉得优秀的体制会容纳自主创新的空间，不优秀的体制会排除自主创新的空间，体制也有优秀和不优秀。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体制不要在原来的锅里面折腾，我们要多容纳锅外的东西。有人想，原来的文化体制是一个锅，这个锅煮焦了，我们用勺子炒一炒。或者是锅里的水少了再放点水，这也是改革。

创新的思维是要在锅外有很多的天地，现在新的体制就是这样，不能完全在锅里，要在锅外也有思维。这一点我希望从事文体改革工作的朋友要这样想这个问题，你们不要把中国文化的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原先体制、机构里面的事情。

我举一个小例子，大家知道中国各个城市都出现了以洛夫特为代表的创意的产业，可能是一个大工厂，大工厂的旧厂房，一些现代的年轻的艺术家进来了，他们在里面创意，做出很多的事情。无论从人员、体制、房子、地产，都和原来的文艺体制毫无关系，但是它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创新文化的一个前沿阵地。它的生命力、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可能超过原来的。这就是文体改革。

我这次参加中央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原生态的歌手，他们都不是歌手，也没有编制。回去之后也不进入任何一个团，他们和文艺团体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当他们的歌声出现的时候，全国的观众都认可了他们，给他们掌声。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原来的体制中演唱有很多的观众，但是新时代的文化是在这个体制之外，会冒出很多新的人、新的唱法、新的群体、新的艺术，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景象。

罗素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文化问题，如果文化问题能解决，我能接受他们的任何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国，“文化问题”还是问题的焦点吗？

文化问题确实很重要，罗素所说的文化是大概念，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写诗、唱歌，他的文化按照我的说法是精神价值，如果精神价值能够解决，维护住中国优秀的精神价值，能够很好的有精神价值面对世界的话，你的任何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都可以解释。

如果你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都无所谓。这一点还是中国的根本的问题，幸好中国很多的朋友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做经济工作的企业家现在都考虑文化了。

很多的市长也都在想这个城市怎样能够成为文化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我觉得他们的考虑可能和罗素考虑的文化不一样，他们可能很具体的有一些用某一种装扮型的，总的说来，他们已经思考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了。这一点是符合罗素所说的基本原则，也是现在我对中国的发展的一种希望。在文化上有没有可能再定一点明确的目标，用文化引领其他不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