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与新知——中美学者芝加哥研讨青铜器与中华文明

时间：2018-05-07 01:31:07 | 来源：艺术中国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外景

“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展览即将于5月13日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迎来尾声，但至今仍每天人头攒动，观众络绎不绝，无疑将成为本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的中国文化展览之一。5月3日下午，在“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收藏青铜器收藏”展览历时2个多月即将落幕之际，“器之道——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生产、收藏与衍生”专题研讨会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来自美国和中国多所大学及学术机构的20余位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专家汇集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围绕本次展览的主题及青铜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探讨。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资深研究员马麟（Colin C.Mackenzie）致开幕欢迎词

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系教授包华石（Martin J.Powers）进行开幕讲座

“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展览的主题并非单纯关注于青铜器本身，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与中国文化长河的联系。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系教授包华石（Martin J.Powers）在开幕演讲中呼应了这个主题，他指出在公元元年之后，青铜器的宗教功能已经停止，但它们为圣明君王的正义统治提供了隐喻。数个世纪以来，青铜器、它的设计与不尽的替代物作为中国最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参照物，不断的焕发新生命。通过对大量宋代以及后世图像材料的分析，他指出青铜器、青铜器拓片以及绘画的收藏研究成为在中国后贵族时代受教育的中层人群拥有知识、获得身份的重要方式。

达特茅斯学院荣休教授萨拉·艾兰（Sarah Allan）发言

达特茅斯学院荣休教授萨拉·艾兰（Sarah Allan）试图寻找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开端，她将目光投向了公元前2000年河南省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艾兰首先从地理位置及水域上分析，说明了二里头处于逐渐兴起的青铜文化的中心。其次，她通过仔细探究该遗址发现的其中一组考古材料：包括铜嵌绿松石兽面牌饰器、铜铃、玉石柄形器、青铜酒器、陶器等，并与后期的青铜器进行比较，证明了二里头出现的饕餮纹样、悬铃等皆成为其后青铜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有趣的是，这些在二里头单独出现或是依附于其他媒材的元素在其后逐渐转化到了青铜器物之上。

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终身教授汪悦进（Eugene Y.Wang）发言

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终身教授汪悦进（Eugene Y.Wang）的角度非常独特，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早期文明中，虎和枭会同时出现在一件青铜器上？他通过对《尔雅》、《吕氏春秋》等战国时期的文献的查证，从而发现了一个将季节与动物身体部分相对应的概念体系：冬对应介，春对应鳞，夏对应羽，夏末对应裸，秋对应毛。汪悦进以此建立了一个理论体系，用以理解商至战国时期的虎枭器等其他青铜器以及考古遗址，这个体系解释了虎枭同器所表达出的阴阳消长、生命轮回之意，有效地破解了人们对古人难以理解的疑问。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的构建初期，人们在设计和铸造器物之时，往往蕴含着对自然万物规律的探索与认知，而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考虑，我们必须从尝试源头去理解，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读。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柳扬发言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柳扬以该馆的一件商代晚期鸮形尊（收藏家皮尔斯伯里捐赠）展开讨论。他指出该器物造型秀美写实，与殷墟所出敦实厚重的鸮尊相异。而这种表现动物的方式跟长江流域的写实风格接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使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铸造工艺，即外壁有浮雕的地方，内壁有相应的凹陷。柳扬指出上述独特的风格和工艺证明了该鸮形尊与南方青铜艺术传统的联系。尽管该青铜器与商的文化中心安阳地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这些特殊的元素说明这件青铜器与长江中游的传统有关，而最可能它是在湖南地区铸造的。

河南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韩鼎发言

河南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韩鼎的发言题目是《如何在考古语境中理解商代青铜器纹样》，他认为青铜器纹样应当放置在其原本的考古语境中去理解。他的演讲试图解释纹样与三种不同语境的关系。第一部分为纹样与承载纹样的青铜器之关系，其中包括了不同纹样的结合、纹样与铭文、纹样与材质、纹样与烧造技术的关系等。第二部分为纹样与其墓葬环境之关系，韩鼎以妇好墓为例分析了不同纹样与墓主人的联系。第三部分为纹样与礼仪之关系，他着重分析了巫、半人半兽、饕餮等纹样的礼仪功能。

讨论及提问环节，左起：李永迪、韩鼎、柳扬、汪悦进

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苏荣誉的发言主题为“对商代青铜器盖上分铸纽的研究”，他通过研究商代具有铆头结构铸接的青铜器，发现安阳青铜器技术渊源中的南方因素。他指出该类青铜器的钮为分铸，于盖内铸出铆头用以强化盖上的纽，再将两部分铸接在一起。苏荣誉认为这种铸铆结构工艺技术源于商代的南方，出于一个工匠及其徒子徒孙，其末代工匠在安阳使用该类技术铸造器物，但从此绝响。

佛罗里达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学副教授来国龙发言

佛罗里达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学副教授来国龙的发言主题为“两个‘宋/颂’簋：对过去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反思”，他通过对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的两件西周青铜簋的探究，对过去青铜器研究中断代、真伪判断评估的方法论进行了反思。其中一件称为颂簋，因是一位叫颂的人铸造；另一件称为宋簋，因曾被认作是宋代制造的器物。赖国龙追溯了两件器物的鉴赏史，反思了中西两种鉴赏传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国传统的青铜器鉴赏从宋代的金石学发展而来，其关注点仅在于铭文，铭文与器物的分离使得研究变得困难；另一方面，西方鉴赏传统则将青铜器看做铸造精良的艺术品，然而其科学的测试技术对于断代也并非一直有效。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艺术史教授、东亚艺术中心主任巫鸿发言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艺术史教授、东亚艺术中心主任巫鸿的发言则是对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山王真的有九鼎吗？”他首先提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他指出考古材料是否等于考古证据的问题。他以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为例，指出其中被用于证明“九鼎制度”的九个鼎事实上位于该墓西南墓室中不同的位置，因而这九个鼎并非同组器物。然而该墓的考古报告则将这九个鼎以同系列的方式排列在一起，尽管这九个器物有着不同的形状和结构。巫鸿提出考古学中建立一套从数据到证据到含义的程序的必要性，以及考古报告对于这种建设的重要性。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和中国艺术总策展人汪涛教授发言

本次展览策展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和中国艺术总策展人汪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青铜时代到现代，对青铜器的颜色和铜锈的文化分析》。汪涛的演讲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青铜器：颜色和铜锈。青铜器原本呈现黄色，但也因为其含锡量的多少而有不同的颜色。文献中周代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对于青铜器不同颜色的叙述，而其中一些词例如“玄黄”，并不仅仅是描述颜色，而具有了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在宋代及其后的时代，青铜器受不同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不同颜色的铜锈被认为是一种“古意”的呈现，铜锈颜色同样也被收藏家用作断代的证据。与此同时，由于对铜锈的欣赏，更是有了故意做旧、使之生锈的做法和技术发展。

讨论及提问环节，左起：汪涛、来国龙、苏芳淑、巫鸿、马麟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助理策展人陆鹏亮发言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助理策展人陆鹏亮的发言题目为《重思宋元时期仿古青铜器的设计》，他指出宋元时期对仿古青铜器的设计并非一味是对商周风格的模仿，而是结合了当代的观念。这其中包含不同朝代风格的融合、将仿古与当代设计结合等多种情况。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副教授阮思德（Bruce Rusk）发言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副教授阮思德（Bruce Rusk）则表达了对“宣德炉”的质疑，他的发言题目是《并不存在的宣德炉（1425-36）》，他通过对文献、图像等多种材料的查证，认为“宣德炉”并非诞生于宣德年间，而是诞生于16、17世纪。

波士顿美术馆中国美术高级策展人白铃安（Nancy Berliner）发言

波士顿美术馆中国美术高级策展人白铃安（Nancy Berliner）的发言题目为《从青铜到博古到八破——对古物的激情如何诞生了19世纪的艺术新形式》，她带来了对“八破画”的研究。八破画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那时一批中国艺术家摆脱了老旧的山水、人物主题，开始探索以不经意的方式，将破损的遗世存珍散落在画面各处，从而创作幻觉的图像。即便八破和欧洲美国的错视画、现代的拼贴作品有着类似的面貌，但审美上却根植于中国的视觉传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发言

布朗大学艺术与考古系副教授杰夫瑞·莫塞尔（Jeffrey Moser）发言

纽约巴德研究所的副教授弗朗索瓦·路易斯(Francois Louis)发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演讲题目是《汉代青铜钟：最近考古中的新发现》，带来了在青铜器乐器方面的新研究，布朗大学艺术与考古系副教授杰夫瑞·莫塞尔（Jeffrey Moser）的演讲是《可替代物：宋代中国的青铜器著录和古物商品化》，纽约巴德研究所的副教授弗朗索瓦·路易斯（Francois Louis）的演讲题目是《乾隆时期的爵与早期古物的研究》。

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博士徐婷婷发言

本次展览有一个亮点，就是目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师趛鬲和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柉禁组器在时隔100多年之后，再度重逢。一张历史照片清晰地记录了当时两组重器“会面”的情景，但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何时何地及其中的身份却一直是个谜，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博士徐婷婷通过多种文献佐证及推理，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考证。据她研究，这张照片1903年拍摄于武昌，位于照片中部左手扶卣为当时两组青铜器的所有者端方，端方左边的两位重要人物分别是京师大学堂总办黄绍箕和李鸿章的侄子、云贵总督李经羲，位于照片最右的是杨鍾義。端方热衷于用照片记录藏品，他请摄影师拍了柉禁组器及其它青铜器的正反两面。遗憾的是，在端方1911年去世之后，他的后人迫于生活压力，1924年通过福开森博士将柉禁组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此两组重器天各一端。直至本次展览，柉禁组器和师趛鬲再次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相聚。

艺术家及学者泰祥洲发言

作为参加本次展览的当代艺术家，水墨画《小臣系卣图》的作者泰祥洲讲述了对青铜器图像与观念演变的认知及这张作品的创作心得。他认为从《周易·系辞》提出“制器尚象”的观念，到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再到明代的“殊乖古制”，中华文明对青铜器的观念经历了“王权建立、权力象征和代表天命”，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世开太平”（宋·张载语），再到“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明·董其昌语）的转变。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提出“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颂其言，形容彷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望正诸侯之谬”，远非明清把古器物作为鉴藏把玩之物所能比。青铜器始终是中国礼制范式的代表，但历经嬗变，日渐趋弱。

观众在展厅内观看《小臣系卣图》

泰祥洲以吕大临“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颂其言，形容彷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作为指引，以“格物致知”的方式与精神重新观看此件青铜器，在画作尺幅上使用了可与宋代全景山水画尺幅相比肩的2.42米，以彰显其崇高与庄重，同时以中国书法意味的线条与笔墨进行扫描式呈现，在器型完整之处以线写之，暗部损缺处则以山水笔法暗含山川脉络，他希望通过这件画能突破文人书斋的清玩雅趣，在当代的公共空间中，面对西方观众，让他们感受到作品的纪念碑性和崇敬之心。

讨论及提问环节，左起：陆鹏亮、杰夫瑞·莫塞尔、罗泰、阮思德、林伟正

讨论及提问环节，左起：泰祥洲、徐婷婷、弗朗索瓦·路易斯、白铃安、蒋人和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资深研究员马麟（Colin C.Mackenzie），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苏芳淑(Jenny F.So)教授、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教授、东亚艺术中心副主任蒋人和（Katherine R.Tsiang），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副教授李永迪、芝加哥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林伟正亦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担任主持工作。

研讨会现场

很多观众，尤其是美国本土观众对这个展览表达了极高的兴趣，他们称赞这个展览的策展思路，使原本充满神秘的青铜器与今天人们的认知发生关系，展厅内关于青铜器历史、中国古代礼仪的视频非常生动，诸如让观众亲自体验制作青铜纹饰拓片则让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展览策展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普瑞兹克专席主任兼中国艺术总策展人汪涛介绍：“这个展览自开幕以来，首个月就4.5万人参观，其中大多数是美国本土观众，展览开幕前我们认为青铜器可能对大家会比较陌生，但没想到火爆程度超出预期。仅在展览的公共体验环节‘墨拓’中，已有1.5万人次体验并制作了属于自己的‘青铜纹饰拓片’，足见本次展览的受欢迎程度。”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艺术史教授、东亚艺术中心主任巫鸿做介绍致辞

巫鸿教授观看清乾隆《是一是二图》

巫鸿教授在研讨会的介绍致辞中提到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时认为青铜器是一个策展难度非常大的门类，但今天在芝加哥看到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而且除了青铜器，还展示了来自故宫的非常有价值的古代书画和文献。诚然，一个将北京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等世界范围内重要的青铜器云集在一起，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件。而本次展览并没有着重于对青铜器本身进行枯燥的介绍，而是将它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作为象征观念在历代的演变作为展览的核心内容。

展览策展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主任兼中国艺术总策展人汪涛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观看青铜器

汪涛、罗泰、李永迪等讨论青铜器的颜色

汪涛、罗泰、李永迪等观看青铜器

在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对比，如展厅门口关于青铜器颜色的对比，包含了黄、绿、黑等，展厅内陶器形制与青铜器的对比，原器与后世仿制器的对比，宋、明、清以瓷、玉、景泰蓝等不同材质对青铜器仿制的对比等等，让人感受到青铜器文明在中华文明中影响之深远、丰富。直至当代，仍有艺术家对青铜文明进行回应，由此展示了中国文化中，由青铜器产生的完整物质序列和观念演变。

展厅内依然人头攒动

青少年观众对制作青铜纹饰拓片充满热情

还有一周时间，“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展览将落下帷幕，这些历经数千年的青铜器将各自回到自己所属的收藏机构，很多当地观众在它们“回家”前再抽时间来看一眼这些青铜器，对于它们的神秘，我们至今无法全部破译。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和展览逐渐增多。正如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对所崇尚的古代文明重新回顾与研究，才为宋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高峰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亟需文明复兴的今天，“吉金鉴古“这样的展览对我们显得尤为必要。

（文、图/ 许柏成发自芝加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博士生陆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