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讨论环节，酒井直树（左）与孙歌（右）对谈

2018年1月28日下午，题为“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的讲座在北京中间美术馆举行，此次讲座邀请了两位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一位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科讲席教授酒井直树，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教授。他们围绕亚洲这一话题，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视角，联系人类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探讨亚洲的身份与建立亚洲理论的策略，各自发表了主题讲演，并与观众互动。

讲座现场

讲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两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第二部分为嘉宾的主题讨论环节，讲座由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主持，杜可珂和张晴担任现场翻译。

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科讲席教授酒井直树发表主题演讲

酒井直树：亚洲理论与欧洲人文的思考

酒井教授在讲演中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亚洲？”。他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以西方为参照，勾勒出一个被欧洲或西方世界定义和排斥的亚洲。 “9·11”事件发生后，亚裔学生在美国的社会氛围下都产生了普遍焦虑。他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高度的爱国主义排外情绪和反移民的种族主义，侵略主义兴盛的时期。当时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提法叫做“只为欧洲人的欧洲”，很多民众支持的运动要求欧洲文明进行净化，就是把那些“污染”欧洲文明的文化和少数族裔清除出去。而当下，西方世界的种族主义和“半法西斯”式的政治结构又卷土重来。

在这样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背景下，回到学术界，酒井教授提出来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当‘亚洲’与‘理论’这两个词并置时，我们会感到不适？”。

西方学术圈的共识是，理论只属于北大西洋地区，即北美和欧洲。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很难被规定为真正的哲学，因为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家对生活的态度不够理论化。他所认为的“欧洲”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历史的统一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模式，这种欧洲人性是与一般人性所不一样的。在胡塞尔的框架中，欧洲人的概念与理论密不可分，理论是塑造欧洲精神的关键性元素。他认为，当欧洲人远离理论精神时，他们就感觉到危机，因为这种远离使他们无法与非欧洲族裔相区分而丧失身份，就越来越无法与人类学意义上的亚洲人划清界限。所以，在当时的很多场合下，包括胡塞尔和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一些人就把亚洲与理论的不兼容性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了。

胡塞尔有犹太血统，纳粹党上台后，他被驱逐出国家体制之外。作为对抗，他通过一个与法西斯的民粹主义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重申所谓“欧洲人性的使命”。这种使命强调欧洲人性、欧洲精神和理论之间的紧密关系，即整个欧洲的思想和哲学是朝向理论的方向发展的，这一点是中国和印度人没有的东西。这类观点出现在他晚年的著作中。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执着于把自身和亚洲区分开来？酒井教授认为，问题的根本可能存在于西方的身份认同本身就充满了焦虑和危机感。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是，当时欧洲很多社会阶层都有广泛焦虑的情绪，因为在文化资本、经济积累和科技知识领域，欧洲的社会中下层居民还远远没有那么自信。因此他们很容易被鼓动。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犹太人就成为了非欧洲或亚洲元素入侵欧洲的象征。

“现在很多做区域研究的学者依然把自己定性或定位为西方人，但他们真的在自己这个领域内感到骄傲，或比非西方领域做得更优秀吗？答案是否定的”酒井教授说。当下，后工业时代的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都有明显地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运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回到最初西方和非西方的人类学差异的讨论上去？在学术界里再讨论西方和亚洲的分野是不是还有意义？他以这个问题作为发言的结尾。

应听众的提问，他表达了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非西方国家面对欧洲知识入侵时的典型反应，这个反应拒绝了西方的理论而坚持本土的传统，只取对自身有用的东西，更加明晰了与欧洲的界限，却反而维护了东西方之间的殖民秩序。他援引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说法，表示这是一种“怨恨的逻辑”，亚洲知识分子虽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在维护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最后反而起到了加强欧洲或西方在亚洲地区的优越性地位。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孙歌：新普遍性与“形而下”之理

孙歌教授首先总结酒井教授的发言，认为他讲到了非常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世界和北美的批判知识分子，在他们批评和反思欧美中心论的时候伴随着一个宿命：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被约定好的框架之内来发言”。 同时，她表示，从现在开始，人类必须要依靠亚洲的历史和“亚洲式”的思考才能真正有效抵制“西方中心论”。

接下来她对“普遍性”概念做了重新思考和澄清。普遍性常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能够涵盖很多甚至所有特殊性的一种普适价值。但她认为，这种普遍性是一种理论，并且是西方式的理论。当今中国学院里大批生产以特殊性的经验验证西方理论普遍性的论文，这种论文被证实基本上是没有原创性的。普遍性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在现实中存在的只有特殊性。虽然，从特殊性中抽取共同的要素，或打造成同质性的要素，这里作为一种概括而存在的普遍性是十分必要的。她强调：“但是，当它被价值化之后，所谓的普遍性价值就不再是概括，它变成了一种霸权性的叙述”。欧洲理论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特殊状态，但它却变成了普遍性的价值，亚洲的理论因为不同于欧洲而被排除在外。所谓“理论来自西方，经验来自亚洲”的说法，同样是一种可以被质疑的预设。

如果放弃对这种理论普遍性的不加反思的预设，普遍性还会以其他方式呈现吗？

她以上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地理学家对普遍与特殊的讨论为例，提出了通过差异来寻找普遍性的方法。这个讨论在理论上建立了关于“相似性”的理论。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Hartshorne，1899～1992）认为“相似性就是去掉了那些枝节之后，留下的最主要的差异”同时他提出“最优秀的地理学成果不应该是那种宏观的，把整个宇宙囊括在内的研究，而应该是那些对于特殊性和由这种特殊性当中透视出相似性的个案研究”。

在建立亚洲理论方面，她认为亚洲的理论并不一定要用欧洲的抽象形态来建立，所谓“形而下之理”就是要用具体的问题呈现理论性。而新的普遍性是作为媒介而出现的，由于这个媒介，特殊性得以找到交集，他们内在的一贯性不是抽象的。例如明末思想家李贽对一件事——儿子为修行而把母亲留在家里——下的两个结论：“如果你要修行，你又何必出家”和“出家是对的，家有圣母，这是你的福气”具有内在的交集。

孙歌教授指出，亚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非整合性”。亚洲之内至少可以粗略地被定义为三个文明圈，即伊斯兰、佛教、儒学或儒教文明圈。三个文明圈一致并存，千年以来并没有融合，这与欧洲希腊文明建立起的单一叙述是不同的。她还引用尼赫鲁在1950年的演讲“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我们没有独立的时候，它是一个好东西，它帮助我们获得独立；但是在独立之后，它有可能转变为对外扩张的能量”来说明，新的种族取代原有的霸主，形成新霸权的普遍性想象的模式是有问题的。所以，新的普遍性想象要把已有的普遍性想象相对化。亚洲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所以她认为应该用庄子《齐物论》里的“不齐之齐”思想来看待亚洲的问题，即 “所有的和谐不可能统一为一，它一定是百花齐放的，这应该是‘亚洲性’的精髓”，她说。

观众聆听演讲

对谈环节中，酒井教授继续展开胡塞尔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胡塞尔晚年强调希腊文明就是欧洲理论和欧洲精神的起源，他也认为欧洲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的。但酒井并不这么认为，他表示我们现在理解的“欧洲”是在16世纪才开始出现的，因为由于宗教改革出现了民族国家，也建立起了“国际社会”。在大航海时代，欧洲才认识到自己是欧洲，因此欧洲概念与殖民密切相关。亚洲也是如此，只有19世纪亚洲被殖民之后，“亚洲”才作为一个概念存在。而欧洲的历史也并不是胡塞尔认为的从古希腊开始，而是在18世纪欧洲取得全球主导性位置之后，才建立起了历史的线索。世界中心也早已在20世纪60年代转移到美国，正是因为美国建立起一套大学和学术的体制，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源。他表示：“中国如果要成为下一个中心，关键是要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学科范式和机制吸引人才，所以在这个问题面前，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差异就显得不再重要了”。

在他看来，理论批判是跟权力关系密切相关的，权力关系指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方式。而“亚洲”这个概念就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生成，与以前相比，亚洲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它的语境不再是殖民主义，含义也不再是国家主权的缺失。近三十年来亚洲政治格局和经济实力产生巨大变化，他认为，按这种速度，未来50年中国东海周边将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而关于种族的仇视又会升温，他担心20世纪初的“黄祸”说法又会出现，消除这种对非西方和亚洲的恐惧也是紧迫的问题。

讲座现场

孙歌教授就这个问题，认为这样把一种特殊性不断放大、企图覆盖全人类的事情在世界上发生过，其结局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最终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多样化的世界。对于亚洲知识分子，欧美的解构思维是需要的，我们需要解构自身，解构我们认识论的贫乏和单一。而解构完之后我们必须还要建构，建构另外一种动态和谐的普遍性。我们看问题需要用另一种视角，即亚洲的开放性和非整合性视角来讨论亚洲原理，这是亚洲的资源。否则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会单一化，“亚洲也并不是只有亚洲人才可以讨论”她强调说。

讲座现场

本次讲座是中间美术馆近期举办的“失调的和谐”展览的系列活动之一。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在讲座结束时表示: “在美术馆日常项目的设置上，我们希望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和新的路径，来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更好地认识我们立足的历史和思想基础，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