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北京与北大同学
我学画画不是主要的，但因为我搞的美术史人家都知道了，所以也都知道了我的画，这个我是讨了一点便宜的。
记：为了研究美术史，您几乎荒废了自己其余的爱好。王：30岁前我有很多爱好，喜欢读书、画画，还会弹琴，吹箫。
30岁时，我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教，决心研究中国美术史，时间算算用不转。
老天爷一天给你24个小时，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弹琴、搞音乐要占多少时间？那美术史的书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年轻，人简单，热情也高，只好把其他的都去掉。
我有一篇文章叫《无弦琴》——我有一把七弦古琴，已经无弦，悬挂在我的套房，近60个年头。
30岁下决心研究美术史后，我就痛断琴弦，从此将它悬挂于角落。
我花不种，琴也不弹，所以我这个人，以前人家都叫我“老学究”。我到现在都不会骑脚踏车，不会游泳，不会抽烟，不打老K，因为时间都放在研究美术史里了。
[影响·师从大家受益多]
“我经常上午到徐悲鸿校长那里，听他讲意大利文艺复兴，讲佛罗伦萨教堂的雕刻与绘画，下午又到黄宾虹先生那里，听他讲‘乾笔’、‘皱擦’。”
记：您亲历如此多名师，能谈谈与他们相处的经历吗？
王：我19岁时，从温岭县立中学高中部辍学，在乐清担任美术教员时，与夏承焘（著名词学家）先生成为同事。
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学生就请他来学校里讲课。那时候我喜欢读书，就常去找他。
记：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深？
王：黄宾虹我是正式拜过师的，他对我影响比较大。他主要是教我学画，以前画画专门有拜师，学美术史没有的。
1947年，有一天，我斗胆向黄师母提出来，想跟黄宾虹先生学画。
师母说，“这么多年头了，老先生还有什么收不收学生的，你高兴来走动，就来罢。”
我觉得师母似乎已经替黄宾虹先生答应下来了，就与师母约定拜师日期。
当时，我的好朋友黄震寰替我借来一条红地毯，又替我买来一双大红蜡烛，两块绸衣料。
那天，我们雇了部人力三轮车，前往黄宾虹先生府上。
一进门，黄师母就迎了上来，黄老先生像以往一样平静地坐着，但是面带笑容。
黄师母一边沏茶，一边说，“抗战胜利了，时势作新了，还点什么大红烛，不要拜了，老先生也说不要跪拜，磕个头就好了，算是一老一少有个缘分。”
我经常上午到徐悲鸿校长那里，听他讲意大利文艺复兴，讲佛罗伦萨教堂的雕刻与绘画，下午又到黄宾虹先生那里，听他讲“乾笔（画画中的一种笔法）”、“皱擦（一种画法）”。
1948年3月，王伯敏（右）与黄宾虹在北平
1981年和程十发一起在杭州孤山时的王伯敏
记：中国美术发展到今天，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画坛？
王：目前中国画处于竞走时代，竞走不是竞争，而是各走各的，互相走不通的，是多架立交桥。
各自带“帽子”，你是非现实主义，你这个又是什么派别。
走走走，走到一定的时候，它总是有规律，到最后水到渠成，跳出来的便是大家。共识的大家，便成为大师。
记：您觉得，出大师还需要多少时间？
王：至少要到21世纪上半叶之后，差不多五十年以后。
20世纪的已经跳出来了，齐白石、黄宾虹，大家都没有异议。像徐悲鸿和刘海粟，两个人互相不服气，吵得很厉害，但这两个人也还是逃不掉。
现在不行了。像刚刚去世的吴冠中，还是有争议，所以真正的大师，他的确立是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