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艺术中国-中间美术馆艺术漫谈系列第5场在中间美术馆举行。本次沙龙邀请了美术批评家王端廷、策展人兼展洲国际艺术区艺术总监黄梅以及美术史博士颜榴，围绕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以及中国对国际艺术品的收藏问题，展开漫谈。
王端廷：相比于旧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在表达途径上更显抒情和模糊
王端廷从艺术批评和艺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新表现主义和旧表现主义作了一定的对比分析，借此明确了新表现主义的风格独特性。旧表现主义产生于1905年，当时主要有德国和法国两个分支。两者虽然在形象的刻画上有所变形和模糊处理，但都是在呈现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形象，并借这些形象以及相应的艺术语言表达艺术家自身的内在情感。在这一点上德国和法国旧表现主义有着一致性，但是相较于法国以野兽派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重视觉快感而言，德国的旧表现主义更注重表达阴暗、痛苦甚至丑陋等“世纪末情绪”。王端廷认为，表现主义自诞生之初，就有着一定的国际性，发展到20世纪70、80年代的新表现主义之时已呈现出国际化特点。作为一种国际性艺术风潮，新表现主义在意大利被称为超前卫艺术，在法国被称为自由具象，在美国被称为新绘画艺术。新表现主义是对70、80年代兴盛的极简主义以及后现代观念艺术的反拨。在艺术风格方面，新表现主义比旧表现主义在表达方式上更为含糊和抒情，完全打破了旧表现主义的情感单一性。
Anselm Kiefer（基弗）, Die klugen Jungfrauen , 1996, Holzschnitt, Schellack, Acryl, Papier auf Leinwand aufgezogen, 421 x 371 cm
颜榴：新表现主义绘画比旧表现主义更为抽象，给人以强烈震撼
作为一名艺术史博士，颜榴结合自己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谈起自己对表现主义艺术的认识。她认为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无论在创作本身还是作品方面，都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她在中美美术学院读书期间，曾经见过王玉萍的创作过程，此时记忆犹新。到德国之后，从德累斯顿到慕尼黑，巴塞利兹和基弗的作品都给了她很大的艺术启示。她认为新表现主义与旧表现主义相比，更为抽象，表达的情感更为痛苦、病态甚至丑陋，这是德国人对二战乃至整个德国历史的反思。艺术家在此主动承担起了历史反思者的任务，起到了先知的历史作用，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有着极大的预示作用，不仅如此，而且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亦有着出色的表现。相较于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也有一部分艺术家追随表现主义的路线，模仿其风格和理念，但是给人的震撼效果却不如德国新表现主义强烈。艺术家愿不愿意承担历史反思者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取决于艺术家个体的认识以及修养。颜榴认为，中国当前的艺术品收藏和美术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对艺术品的欣赏有赖于良好的美术教育，而且需要“静下心来看”。
Georg Baselitz（巴塞利兹）, Birke Russisches Schulbuch, 1975, Öl, Leinwand, 250 x 200 cm
黄梅：艺术品收藏不应先考虑艺术家身价，要有独特的艺术眼光
作为此次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展的策展人，黄梅更多谈论的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的状况。她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艺术品收藏略显功利。西方的绘画大师，经常在初期不知名的情况下就已经得到画廊的扶助，其作品得到一定的经营；而中国的画廊首先考虑的是画家的名气及身价，显得急功近利。她认为好的艺术品收藏家必须要有独到的艺术眼光。在此次表现主义大展所展出的作品中，除了基弗、伊门多夫等老牌新表现主义大师的作品外，密斯等年轻新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更显当代，黄梅认为密斯是一个绘画天才，在艺术成就上甚至超越了基弗等老牌艺术家。黄梅认为目前中国的艺术领域不够国际化，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品只在华人圈子中得到收藏，而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而且中国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存在着很大的泡沫成分。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家对国外的艺术品并不十分感兴趣，黄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特别是新表现主义艺术的认识程度不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美术知识的普及很关键，这有赖于中国当前的艺术教育。（文\刘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