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是第37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再一次摆到了显要的位置上。
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2008年1月开始，除文物建筑和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实行免费开放。据不完全统计，到今年3月为止，全国共超过1800座博物馆加入了免费开放的行列，而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也通过低票价政策、定期免费日等多种制度吸引游客。
博物馆的开放，一方面提升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让民众能有更多机会走近馆藏文物；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人流压力也大大提高了博物馆的安全隐患。近年来，频发的文物安全事故也不断牵动着文博界脆弱的神经。今年5月4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的“人打钟”事件便是一例：一名游客徒手击碎了故宫博物院翊坤宫的玻璃窗，以致一座列为国家二级文物的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受损。时隔一周，5月11日，湖北省博物馆又传来了一下玻璃的爆裂声：曾侯乙编钟展室玻璃无端“自爆”。所幸，编钟毫发未损。
接连发生的两起事故，让公众不禁对博物馆现行的安防制度提出质疑，也迫使业界对博物馆开放政策下的文物安全问题作出反思。南方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文博领域的从业人员，就博物馆如何应对文物安全隐患、我省博物馆的文物安全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警示
扫清隐患死角馆方有责
及时更新安保设备，对展场状况通盘考虑，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玻璃，又是玻璃。”作为全国一流的博物馆，故宫如此“不堪一击”的硬件设备，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质疑。故宫方面回应称，事发地翊坤宫内的玻璃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之所以未对玻璃的安全性能进行提升，是出于保留原有历史信息的考虑。但这一解释被网友戏说为“用清朝的技术来保障清朝的文物安全”。
无独有偶的是，发生在两年前的“盗窃门”，嫌犯石柏魁也同样以击碎玻璃的手法作案。
“故宫是古建筑，本来就不是拿来参观的。”南越王墓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黄洪流说。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邓炳权也表示，故宫不仅是建筑外观与内部格局不能改动，甚至连展品也不能随意摆放，否则就会破坏清宫原貌的真实性。支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他们表示，文物建筑做好安防措施有很大难度。
“故宫博物院应该清楚，将展品放在玻璃窗旁边，将会承担何种风险。”不过，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陈邵峰认为，事故的发生与布展不科学还是有很大关系：“反观国际经验，欧洲不少博物馆也设在文物建筑内。但他们会从展柜到建筑的空间结构，对整个展场的安全状况进行通盘考虑。如果安全系数不足，就会换一种方式进行展示。”
至于湖北省博物馆编钟室发生的事故，陈邵峰也表示，对于放有如此重要展品的展柜，馆方有责任及时更换设备，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外界还将矛头指向此前故宫高调推出的安防升级改造工程。故宫安防升级改造工程历时4年，原定将于今年底完工。然而，“人打钟”关键的15秒钟事发过程，摄像头竟全无记录。
不过，陈邵峰却对故宫管理方面临的两难局面深表同情：“毕竟故宫是一个文物建筑群，即便是监控摄像头，也不能每个角落都安装，否则会影响到建筑群整体的美观性。”
实际上，为应对古建筑存在的安全隐患，改革开放后，政府部门正逐步将文物展览的主力，移师至新建的一批省市级博物馆。这些新型博物馆空间充足，设备先进，更能有效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比如广东，不少重要的博物馆均在近年兴建，文物安全压力也相对较轻。
“但我们的神经一直都绷得很紧，每次只要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就要敲一次警钟。”陈邵峰表示，“现在我们每个出口都有设岗，在巡查中完善硬件设施，确保整个博物馆没有死角。”
他说，为保护文物，省博在观众与展品之间设置了宽达1米的隔离带。
对策
多种预案应对人流激增
观众对免费政策需要适应期，但只要馆方充分做好预案，人流压力会逐渐缓解。
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步伐的推进，博物馆也从过去的“门可罗雀”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但急剧增加的游客量同样令不少博物馆“头痛”。即便像故宫博物院这样仍旧实行收费政策的博物馆，也深感“压力山大”。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表示，如果一次有七八十人进场，像三希堂之类面积较小的景区恐怕就被“踏平”了。
尽管如此，故宫方面仍然表示，扩大开放的步伐不会放慢，至于具体方案则尚待磋商。
“要不要限制游客？游客可以看哪里、不可以看哪里？这些是故宫博物院长期争议的问题，到目前也没有定论。”陈邵峰表示，据他了解，院方曾多次考虑通过提高票价以限制人流，最终都因担心引起社会反弹而作罢。
谈到如何控制人流量，各大博物馆皆早有预案，其中派“免费票”是免费博物馆常用的手段。“国外的博物馆一般会延长开放时间，而且越来越多博物馆不设闭馆日，改以内部展区‘轮流休息’的方式分流游客。这或许会增大馆方的工作强度，但游客就不用挤在同一个时间段内看完所有展品。”陈邵峰说。
由于新建博物馆空间较大，也有专家认为无须刻意控制人流。“我们博物馆每月免费开放一天，一开始也是人满为患，但现在也未再出现拥堵现象。”黄洪流表示，对于免费政策，观众也需要一个适应期。只要馆方充分做好预案，人流压力会逐渐得到缓解。
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也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考虑通过“虚拟博物馆”实现游客分流。敦煌研究院正在研发一次容纳200人的球幕型“游客服务中心”，通过三维重现的敦煌洞窟，既能为游客增进游览的知识和乐趣，又可避免人流过多对洞窟文物可能带来的破坏。而故宫博物院也在考虑将倦勤斋、雨花阁、三希堂等，无法容纳过多游客的狭窄空间，化为“数字故宫”的一部分，实现开放与保护的两全其美。
难题
开放社会监督仍有难度
随着志愿者服务的提升和可移动文物数据库的建立，各界对博物馆的监督力度也在加强。
除了博物馆馆方提出的各种改进意见外，近来要求对博物馆进行“社会监督”的呼声也愈演愈烈。这一方面凸显了近年民众对文物保护意识的自我觉醒，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文物事故频发的背景下，社会对博物馆管理机构日益缺乏信任。有人提议要对博物馆机构展开“社会监督”。
不过，对于这种外部的监督机制，舆论亦有质疑声音。不少文博专家表示，对博物馆进行管理是个“技术活”。它的安防系统有许多特殊性，除了一般性的防盗以外，还需尽可能减轻或避免文物的自然损害。博物馆相关的从业人员本来就十分紧缺，由从未接触库房的公众开展“社会监督”，结果很可能只是形同虚设。
“现在的媒体发达，博物馆的工作也备受关注。一旦有任何问题发生，都会被社会放大，引起公众不安。”陈邵峰认为，目前的社会监督往往只能“亡羊补牢”，而且公众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应当由业内人士组建专业团队进行论证，做到防患于未然。”
“其实，随着志愿者服务的提升，博物馆社会监督的局面也在渐渐形成。”邓炳权表示，而网络平台的搭建，也有助博物馆及时吸收市民的批评建议。但他也认为，市民对博物馆安全存有顾虑可以理解，但博物馆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很高，有严格的评级制度，能充分反映安全防护的实施状况，博物馆一直是安全的。
“过去博物馆都是自己管自己，不出事就行，现在都严格起来了。”黄洪流表示，自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国家方面对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在不断收紧。随着可移动文物数据库的建立，行政部门对博物馆文物保护的监督力度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杨逸 黎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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