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宋庄被誉为中国最具艺术家气质的群落之一。她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数量庞大的艺术家、随处可见的展览，以及满大街的画作和抽象主义的各类场馆。
这个北京郊区普通的村庄因为艺术家们的聚集，变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罕见的自发形成的当代艺术群落，并且为当地政府和农民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当资本和权力越来越深地介入，宋庄的艺术却变得不知所措起来。
“到处都在兴建美术馆，可有的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卖，甚至卖服装的都有，拿文化产业当幌子，搞房地产开发，这也是这个国家的问题。”说起今天的宋庄和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栗宪庭相当无奈。
生于1949年的栗宪庭在艺术界早已是大名鼎鼎，很多人都认为，没有栗宪庭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宋庄。但如今的老栗待在他的院子里，少有露面。他的院子在宋庄最核心的艺术区小堡村，院子周边的两公里范围内，同时有若干个工地正在开工。2008年至今，不到3年时间，小堡村各类艺术馆建设已经达到50多个，按照小堡村的规划，2015年美术馆要达到100家。
一个月前，宋庄第七届文化艺术节盛大开幕，借着“文化改革”的东风，这个早已声名远播的文化产业集聚区有了更远大的抱负。在栗宪庭看来，“宋庄也许将来会成功，但那并不会是属于艺术的成功，只属于地产的辉煌。”
繁荣的“开发区”
宋庄还不成为今天宋庄的时候，只是北方众多农村中极其普通的一个。1990年代早期，最早聚集在圆明园画家村的自由艺术家们发现了这里。1993年冬天第一批画家入驻小堡村，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画家迁徙至此。2000年后，宋庄规模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了今天以小堡村为核心，包括徐辛庄、白庙、大兴庄、辛店等共22个自然村在内的约5000名艺术家以及产业人士聚集地，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
在长达10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宋庄以一种“乌托邦”的姿态影响了无数艺术家。不论这些艺术家是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有房的，没房的；有名的还是没名的。当宋庄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图腾，进入宋庄就意味着站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前沿，意味着距离成功只有咫尺之遥。
有了这些名气，宋庄也开始引起政府的关照。5年前，宋庄成为北京市首批认定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一向被视为麻烦的艺术家们成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香饽饽”。按照规划，在未来，宋庄将会被打造成一个拥有7个区域板块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
让小堡村村委会办公室主任李学来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97年，小堡村村支书崔大柏在通州区委302会议室，9个局长给他开会，让他写保证书，保证艺术家不闹事。10年以后，还是在那个办公室，九大局长开会，问崔大柏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
艺术家能带来财富，这早在2005年时就得到了印证。当初小堡村正在筹建宋庄美术馆，投资2000万。后来栗宪庭建议，美术馆建完，让艺术家进园区。这个举措最后引来180多位艺术家2亿投资。如今，为了适应新形式的发展，宋庄相继成立了宋庄艺术促进会、宋庄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在政府的规划中，宋庄的商业前景更是诱人。如今，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通州新城三大城市经济功能区之一，担负着建设通州新城，打造“文化产业基地”的重大任务，动辄投资数十亿的动漫、数码、影视等等项目纷纷在宋庄落地。“后现代主义的宋庄每年将会带出10亿左右的年产值。”宋庄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与这些诱人的财富规划相对照的是，今天的宋庄，极其高大醒目的石头门柱取代了当初艺术家们设计的有巨大“中国宋庄”字样的大铁门。尘土飞扬的街道，大卡车、搅拌机来来往往，超市、小饭店、发廊随处可见，烤羊肉串小摊上的烟尘扑面而来，路边的大音箱里唱着：“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如果不是林立的工作室、画廊和路边待售的各类画作，这里和那些站在城市化的边缘，行将拆迁的普通北方农村没有两样。
针对宋庄鱼龙混杂的情形，栗宪庭以前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但现在他才发现：“水至浑也无鱼”。宋庄已经不是那个理想的宋庄了。“乌托邦艺术生活区的实验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变质了。”栗宪庭说。
潦倒的艺术家
与资本和产业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艺术家们日益艰难的生活与创作。去年文化艺术节开幕，栗宪庭没有准备讲稿，他即兴上台讲话：“文化艺术节花费很多钱，最终又回归萧条。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保障都没有办法解决，仅仅推出一些有名的画家没有意义。”
宋庄当初能吸引众多画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里有便宜的房子和宽松的创作空间。艺术家们给宋庄带来巨大名望的同时也迎来了房价一轮快过一轮的飞涨。最早入驻宋庄时花5000元就能买一个院子的故事在今天听来如同一个神话。尤其是随着油画家李玉兰诉当地房屋案的发生，居住问题开始成为艺术家们的一大烦恼。
2009年以来，北京市平均房价上涨70%，与宋庄仅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房价都飙升至上万元，房屋租赁价格随即水涨船高。 2010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马璐提交了《建议北京市解决艺术家工作空间问题，让北京成为全国艺术创作的中心》的提案，希望北京市政府提供廉租艺术工作室，提供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让不那么财大气粗、没那么商业化的艺术家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艺术创作环境，不再被赶来赶去。
其实早期小堡村村委会也做了一些努力，他们听从栗宪庭的建议，把村里一个废旧的饲料厂改装成了女艺术家的聚居地，叫做“嫘苑”。每套房子100~170平方米，有厨房、卫生间、画室和卧室，租金每年每平方米80元起，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她们还嫌贵，”李学来说，“我就把房租提到100元了，后来也租给一些男艺术家。”如今位于潞苑北大街的嫘苑正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居住其间的艺术家们早已迁出。
为了留住艺术家们，小堡村村委会开始对村民租房价格进行行政干预，从3年前的租金上限1万元/年，到现在的260元/平方米，但这些措施同样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安徽画家李林和妻子赵利娟是在2007年以后入驻小堡村的。这两位80后的年青人，租了个小房子，打算在这里闯出一番天地。但现在，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只能选择最传统的方式：摆地摊。“我试过卖各种各样的东西，衣服啊，鞋子啊什么都卖过。”赵利娟说，如今4年过去，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她还在摆摊，这次是卖音乐碟片，附带卖围巾。“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不要摆地摊了！”
同样在2007年过来的画家刘海川今年已经38岁了。这位来自河北张家口的画家被摆地摊的朋友们戏称为“画疯”。赵利娟说，因为他从前摆摊卖画一直卖不掉，他一气之下就把画全部撕了，然后烧掉。并且发疯一样说以后再也不画画，然后就消失了。
“地摊派”是宋庄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有坚持不出来摆地摊的画家，来自湖北的闵昌伟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他2009年来的宋庄，电影放映员出身的他在家乡跟着老师学了10几年绘画，决心来北京闯荡一番。闵昌伟挺幸运，来宋庄没几天，就卖出了第一幅作品，是一张梅花图，1000元。
不过，像他这样幸运的还是少数，如今画并不好卖，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往年来这里大肆购画的很多台湾、欧洲客户越来越少，本地市场则更是惨淡，10几年的熏陶影响也没能培养起当地人买画的热情。
满地狼藉的艺术
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聚集在宋庄，他们的想法和境遇都惊人的相似。怀抱着“成功”的梦想，过着越发潦倒的生活。虽然对于大多数画家来说，宋庄到今天仍然不失为一个合适的栖息地，这里有众多的同类，更高的稳定系数和更宽松的创作环境。但是，“金融危机以后，艺术市场的泡沫破灭了，艺术家也开始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资本游戏的玩物，艺术品也不过是资本链条中的一环。”宋庄艺术家藏红花说。
“我现在很绝望，看到现状只能说一说，但我解决不了问题。”栗宪庭对于宋庄有着复杂的感情，如今他认为，艺术家们只要把宋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可以，“不要超出这个生活方式，不要多想。”他说，“不关心艺术创作，不关心艺术本身，心不在艺术上，必然不会成功。”艺术家们如是，宋庄亦如是。
但他的担心一点也阻挡不了文化产业化的大潮。一个又一个大项目落户宋庄，这里的土地飞速增值，远非艺术家们所带来的那点效益能比。与大多数艺术家窘迫的生活相比，村民们的腰包日益鼓起来。2010年，小堡村的年总产值达到4亿元，上缴国家利税4000万。这个总人口1367人，劳动力682人的自然村人均收入达到1.3万，但这也就比宋庄所在的通州区整体强一点。
过去的10多年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成为了最受各地方政府欢迎的发展方式之一，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其他产业优势的地区而言，这简直就等同于“空手套白狼”。宋庄终于也没能免俗，在栗宪庭看来，在创造艺术和创造财富之间，政府注重的往往是后者。在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下，宋庄的衰落成为必然。
不过，宋庄离政府规划的文化产业集聚区的美好蓝图也还差很长一段距离，并且面临着诸多问题。“我们现在缺的是政策”，李学来说，798艺术区每年国家都有不少的投入，但宋庄文化创意聚集区却只能靠小堡村自己来投入。如今大量规划的园区建设因为通州区国土资源局迟迟不给审批而无法动工。
北京中坝河艺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光海哭丧着脸说：“我都投了3年的钱了，再批不下来，真的要哭了。”崔光海拿下了宋庄美术馆北面的地，计划开建“画家村”园区，但至今规划项目审批没有通过。于是，在宋庄周边空旷的土地上，经常可以看到只干了一半的工程停在那里，就像艺术家们还未完成的一个个作品，横七竖八地戳着，满地狼籍。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宋庄的现状，也是中国艺术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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