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也是当代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油画家田亚洲访谈录
文/ 杨维民
当代艺术中颇为时髦的新媒体之说使很多的的艺术家进入了影象之影象的怪圈，所以在当代艺术家中热衷于写生的画家是越来越少了，能够在写生中捍卫传统创作意识、保持良好绘画趣味儿且具有一定当代面貌的画家更是少之又少了，画家田亚洲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为此在他的北京个展前夕特地与他做了一个如此话题的访谈，以达探究此类艺术家创作心态。
杨维民：作为美术批评者，我接触过很多画家，同时，作为策展人，我见识过的画家更是不在少数，我们第一次接触是在五年前中央美术学院易英先生组织的“当代艺术与批评”学术研讨会上，开始我看你又帅又酷的形象，还以为你是一个先锋派的艺术家，可是当我看到你的文章和作品时，我发现你是一个难于归类的人——画画、教书、管理等多重社会身份集一身。近几年你热衷于写生，去年暑假又特地去新疆写生，每年画上百件的作品。你能不能谈谈在当代艺术的大背景下酷爱写生的心态？
田亚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写生是我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艺术写生是我的个人偏爱，这种创作方式与您及其他理论家们说的“当代艺术的大背景”似乎没有什么联系。
杨：如果我们不考虑语境问题，我们的交谈往往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那样我们的交流就是无效的沟通。
田：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任何形式的交流都必须在某一种语境下进行。您的问题的核心我想是这样：当代艺术家的价值观、方法论完全突破了传统画家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而我似乎不考虑因时代变化而带来的艺术判断标准的改变继续着某种传统语言和方法的坚持且乐此不疲地画了那么多的写生作品，其作品气质与当代艺术潮流不够匹配，您对我“坚持这种不协调的故意行为”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您希望了解我的创作思路，对吗？……杨老师，我的理解有偏差吗？
杨：哈哈，不尽然，但是，有了你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交谈。
田：首先，我声明我不是理论家，很多问题谈不透，但是，我还是想谈谈我对“当代”的理解。
当下中国文化的根基遭受着内忧外患的侵蚀。
大家都知道，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到今日，已经没有了一脉相承的气血。导致如此窘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传统文化本体因历史的原因其自身存在需要“更新”和“升级”的问题，另外，随着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西方列强文化开始入侵，导致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的危险等等；主观上，中国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存在很多令人深思的疑问，比如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判断和文化主张的正确性是令人质疑的，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对传统的态度和文化的引导是值得商榷的，等等。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甚至常常为此感到羞愧，但是西方文化侵略的策略已经得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够强大、够坚决、够自信，我们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渗透着时代的特色、会融合着异族文化的精髓而变得生机勃勃，它始终会保持住自己文化的特有气质和面貌，而不会在大时代面前显得陈腐而变得不合时宜，更不会在与外来文化发生碰触的时候被对方异化和侵蚀掉。
现在多数文化人清醒过来了，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大力倡导并加以保护也只能是走走形式而已了，因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百余年的文化沦丧造成的后果已无法逆转。这一点在现代人的文化价值观上体现的最为充分，我们的报纸、网络、电影、电视、文学、绘画等等都暴露出了类似问题。我想，无论世界如何“全球化”、如何“多样性”，一个族群的特征就跟一个物种的基因一样是相对恒久的，当这个底线面临突破的时候，那么族群、物种不是被异化就是被灭迹。
为此，中国所谓的先锋艺术家们干脆挪用西方的“当代艺术”，极力迎合美国的意识形态，以适应文化“生态”的变化。与之对应的批评家们也就建立起一个媚西的当代艺术标准，促进这个生态的完善，这是最典型“现世报”案例。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当代”，那么，您说这是我们的“当代”吗？！
杨：不尽然，有待商榷，你继续吧。
田：我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延续的逻辑关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脉络里谈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还有意义，一旦这种逻辑被打乱，再来谈传统与当代，就一定是混乱的。 所以我并不完全赞同有些批评家关于 “当代”的所谓阐释，我甚至认为用“当代”的立场去判断当下的绘画都是一种错误，因为当下艺术圈里的“当代”是一个极具殖民色彩的词汇，我认为在中国谈所谓的“现代”、“后现代”、“当代”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大家忽略自己的文化传统，用他国的“当代观”丈量自己的艺术跟“指鹿为马”没有区别。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当代艺术，而不是殖民化的当代艺术。
杨：按你的意思，中国的理论家和艺术家们紧要的任务是梳理中国的文化脉络，建立起自己的当代艺术价值观，达到拯救中国文化艺术的目的？
田：是的，或许这样我们的文化还能够保持一点自己的种性特征。
杨：在众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里，你能不能说说哪些艺术家是符合你的“当代”概念的？
田：赵无极、吴冠中、蔡国强、徐冰等是我推崇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家。很多人不赞同我的看法，因为赵和吴似乎已是“过去式”。我之所以推崇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时代产物，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互渗的产物，他们的作品里有清晰的文化脉络且极具时代性、地域性和前卫性，他们的作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又摆脱了单纯的形式美的追求而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性，所以他们够“当代”。在绘画方面，我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美感和语言技法而没有文化观念的作品，也反对只有空洞观念而没有绘画语言的作品，二者兼而有之才能称其为艺术，同理，具有当下特质的艺术也才能称其为当代艺术。其实，您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看过您策划的很多艺术活动，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融合与互渗》系列展览是非常有思想、非常有学术水准的活动，影响很大。
杨：这应该是你的“当代”概念，很正常，因为有大家各自的认识，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不过，这样谈下去似乎与我们的初衷相悖了，我们还是谈谈你的写生吧。
田：一般意义的写生是指绘画训练的一种方式，而我的写生是建立在创作意识上的，跟训练没有关系，它是一种直接的艺术表达。
杨：一般来说写生是画家练手打基础或是创作前的热身，而你强调写生是是一种直接的艺术表达，这很有意味。那你想表达什么呢？
田：我想表达画家对待绘画的某一种观念，也想呈现一类人，即如我一般热爱写生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状态。
作为一个画者，我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二十余年，我曾经刻苦训练自己的绘画技能、系统研究绘画艺术的专业理论、全面了解艺术的发展历史、大胆尝试各种风格样式——理性的、感性的、主观的，最后，我选择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土豆”——朴素的写生，因为它最贴近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
杨：这是一种久违了的画家的方式。你喜欢写生有特别的原因吗？
田：我的画来源于我的心灵——童年农村生活的记忆在我的大脑里播下的种子一直在发芽、生长，我以为那是一株质朴、真诚、单纯而美丽的幼苗，我努力去呵护它，所以不论到哪里，我的写生都是对它的一种关照。
我写生往往选择最最普通的景色入画，从来不挑剔写生的地方，即便是挑选地方也只是在筛选与我的情绪相吻合的某种诱因。
我之所以爱写生，是因为它简单、明了，况且写生过程能够带给我一些快乐。绘画中的“写”有挥洒自如的感觉，我喜欢，我不喜欢“描”，描写、刻画、制作搞不好就会“腻”、“匠”、“呆”；“生”对应着“熟”，“生”给我一种新鲜感，刺激我去表达我的感受，而“熟”往往会导致“俗”，我不喜欢，所以我的画有时候像炒的半生不熟的青菜，我想要那种感觉。呵呵，这是我对写生的新解，纯属个人感受。
只要走出去了，迎接你的就是新鲜、刺激和挑战，这种种状况都会使你激动不已，颜色在这种激越的情绪下与画布发生碰触所留下的痕迹是不可复制的，这一系列的感受都是写生带给我的，写生与在画室里作画的乐趣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则更喜欢外出写生的方式。
杨：你的动机很单纯，你是一个阳光健康的人。
田：当温暖的阳光洒满你的身体，当清凉的微风吹拂你的头发，当泥土的芬芳沁入你的心底，当明丽的色彩跳跃你的眼前，当狂野的笔触肆意你的画布……我难于自控！
诚然，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苦痛与阴暗，艺术家有责任去表现、去揭示，但，我以为，人们不能一味地沉湎于责备与审视，艺术家需要将美好的、希望的一面展现给观众，若生活已经充满苦痛，那何不借助艺术来缓解、驱散那心底的阴霾？绘画毕竟是一个视觉的东西，它承载不了太多的观念性内涵。
杨：你的风景里很少有人物，为什么？
田：我的画除了人物作品，风景里几乎不点缀人物，我追求一种空旷、孤寂的画面感觉，表达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杨：画风景的人很多，你谈谈你的特点吧。
田：我还没有定性，所以没有特点，瞎画而已。不过，我喜欢用即兴书写的方式写生、创作，力图做到题材平实、技法朴素、了了数笔、气韵生动，简约旷达，质朴动人。
虽然我的绘画与当代艺术没有关联，但是我始终认为我的绘画、我的写生是当代艺术存在的一种方式，因为我思考所谓“当代”的问题。
杨：也可以这样理解，不过你的一些感受应该代表着一部分艺术家的感受。我们交流的目的也就是想探究一下象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在画你这样的画，而且乐此不疲。
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深入地谈谈，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