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民生美术馆听我们的讲座，大家刚刚热烈的掌声说明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嘉宾——周国平先生。周国平老师可能很多人了解他是从一个父亲的自诉对于生命对于死亡的那一份感性的描述开始的。我这里要说的是周老师不仅仅是一位文人，他更是一位哲人。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尼采的思想和中国80年代思潮的关系，这对大家理解我们第二展厅的很多作品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闲话不多说，拭目以待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讲座，谢谢大家！

周国平：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聊聊天，我刚才跟何馆长也说了其实我不懂美术和绘画，中国当代美术30年其实我了解的也是甚少。所以馆里面让我做讲座，我也觉得特别为难，我说我讲外行话也不好，后来我想了一想，当代美术界我还是有一些朋友，我怎么和他们交上朋友呢，就是因为尼采。因为80年代的时候，1986年的时候我通过一本书，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尼采在自己的转折点上，因为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多艺术家的朋友。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自己对这些情况做一个反思和回顾。

其实我在哲学上，我做的比较多的事情就是翻译和研究尼采。这个事情我是从80年代初开始做的，但实际上原来在80年代初的时候关于尼采我没有写任何东西，那个时候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研究生，我硕士是1981年毕业的，那个时候我主要关注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马克思哲学，那里面关于人的学说，当时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有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人道主义，马克思学说里面有没有关于人的学说。当时分成两派，有一派就是多数派，多数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人学，不是人道主义，是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他最根本的就是强调人的（阶级）性。

那个时候，其实我从上大学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搞了一辈子的哲学，我大学的时候，我本科上的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但是那个时候哲学系是很教条的，我知道现在的情况有点变化，但是也没有根本的改变，还是很教条。哲学系里面学的是什么？学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对马克思的理解特别教条和片面，后来我总结了，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课堂上我学到什么东西呢？它就这样告诉你说哲学的它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承认物质第一性是唯物主义，认为精神第一性就是维新主义，那么这是一条分界线。还有一条分界线是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变的，认为运动变化的就是辩证法。然后用这两条线给历史上的哲学家给他们排队，凡是唯物主义都是好人，维新主义都是坏蛋。有的唯物主义者他是（勤奋好学），是禁止看问题的，那就是有一技之长，就是有缺点的好人。有的维新主义者它是辩证法的，像（培格），那是有一技之长的坏蛋，可以为我所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完人一点缺点都没有了。基本上高处你这一套东西，学了以后你对哲学有了解了没有，一点概念都没有实际上。后来我对哲学有所了解，正是读了很多大师的作用，包括尼采的作用。那个时候包括8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人们的思想特别的僵化，当时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点，有一派非常鲜明主张用马克思的那句话叫（费尔巴哈论纲）里的一句话，叫做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那么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中的间接性。所以人性在间接社会里的表现就是间接性，所有的人的行为也好，感情也好，思想也好都是要进行间接分析的。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那一派里面挺出名的一个学者，也是我们哲学所的，他当时文章里面讲，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母爱或者是性爱，他说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性爱和母爱是有间接性，动物是没有间接性的。也就是说，人在做爱的时候是有间接感情的，母亲对孩子的爱也是间接感情的，动物没有。我觉得特别的荒唐，我上硕士生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人性的思考，当时看了马克思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当时也发表的很多文章。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一派当时比较出名的，像（王若水），像现在在香港的（丁学良）什么的，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写强调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关注人的问题，而且他对人性的分析其实是欧洲的人道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80年代初的情况。

我后来怎么转去研究尼采，80年以后我读了很多尼采的作品，我突然感觉我以前太可笑了，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讨论人的问题，我干嘛在能不能讨论人的问题，争这个权利上花这么多的功夫呢，我直接去谈论人的问题，因为尼采就是这样，他实际得人性对人生去思考。你没有必要跟那帮傻子在那里竞争，这没有意义。我看了尼采的作品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应该直接去思考，去谈论这些本质的问题，用不着为能不能谈论做那么多的无用功，毫无意义的事情。这样我就开始投入尼采的研究，对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我主要是一个尼采爱好者，并不是研究者。一开始看翻译过来的作品，我当时主要看解放前，徐梵澄他当时翻译的《快乐的科学》、《朝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翻译了好几本。我觉得很多自己想说的话尼采帮我说出来了，所以我在1985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上博士生，因为84年才开始招博士生，我是85年上的。那个时候开始看尼采的东西，后来我觉得光看翻译不过瘾了，就开始看原著，原来我外语是俄语，我德语一点都不懂，我就为了看尼采，一边拿着语法书弄德语，一边看尼采，我是在看尼采原著过程中学的德语，学德语的过程中又学了尼采原著，把这两件事情合起来了。这样看了他的一些作品以后，因为我看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笔记，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些段落。当时人民出版社我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对尼采特别感兴趣，他说你干脆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他当时想搞一套丛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丛书很多。他就建议我写一本，我说好我来写，因为我当时看了之后有很多想法。我记得在1985年春节的时候，不到两个月时间，我那个时候刚从社科院硕士生毕业之后，其实很可怜的，当时北京也没有住房，你们现在年轻人要买房子，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卖房子一说，都是单位分的房子，但是单位当时也没有给我分房子，我住在一个八平方米的地下室，在那里面天天埋头在里面写，充满了创作了热情。不到两个月，把这本书写出来了，16万字的样子。但是出不了，写完以后本来我那个朋友他建议我写的，等于他向我约稿，但是我给了他以后，他们的总监审查之后，他第一个问题就说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为什么要写他，这么多人可以写为什么要写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句话是现在有一个翻案风，苏联还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为什么要给他翻案。因为我们确实以前对尼采的评价，这20多年开放多了，起码在西方的思想引进介绍这一方面，应该说开放多的。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85年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大学里面，我们的教科书上，基本上对尼采采取的是全盘否定的。基本上是两个称号，一个叫做“法西斯思想主义的先驱”，另外一个“反动的唯一自认的维新主义哲学家”。

这本书当时出版社看了以后基本上抱这样的态度，后来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做审查和提意见，我看了他写的意见，基本意思是说我们要帮助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尼采，批判尼采，这样就给否了。后来我这个朋友方明很着急，他在北京找了五家出版社，想推荐让他们出，这五家出版社反映基本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作者很有才华，但是这本书我们不敢出。稿子写出来以后，在我那个地方整整压了一年，我是85年3月份完成的，到86年3月份，我上海的一个朋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到北京去，当时我们不太熟悉，他来找我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出的，我当时就把这个稿子给他了，我说你去试一试，反正北京我现在出不了。他拿回去以后，我没有想到，半个月他们出版社三审通过了，5个月就出版了，就是86年的8月份就出版了。其实这本书出版以前，当时我博士生导师说，你这本书出来以后会有很大反响的，因为你把对尼采的评价都翻过来了，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充满热情，当然尼采本身的思想是非常的精彩，我看的时候非常激动，很多我想说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机会说出来了。所以这本书严格说起来不是一个学术工作，它是感想式的，很多地方是基于尼采说自己。

这个书出来以后，当时我还记得我到上海来，他们想让我配合宣传，跟读者见面什么的，那个我都不太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这时候人的心情非常好奇，想看看读者会怎么看，那个时候我就守在新华书店旁边看，我看读者走过柜台会不会注意这本书，当时我看到一个上海的大龄青年，看样子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上去很牛，那个售货员跟他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他看了一眼说中国人写的尼采有什么看头，后来售货员说这本有点不一样，你翻翻看，他翻了一下，他说这本还差不多，然后就付钱了，当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非常高兴。确实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出乎我的意料，作为我的处女作，我真是没有想到第一年就我就卖了10万册，开始的时候是一点一点印的，就印了5000册，10000册，你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有媒体炒作，那个书出来之后给你做宣传，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发的。当时有调查说是大学生最喜欢的书，往往是列在首位。我看香港是1992年出了一本书叫80年代影响中国的33本书，里面也把这本书放了进去。

那么尤其是通过我这本书我收到了很多信而且交了很多朋友，我发现真正喜欢尼采的，了解尼采的，因为我这本书比以前完全教条的批判尼采的书来说，我还是介绍了尼采本人很多真实的思想，他的原话我翻译过来放在书里面，应该说读者还是比较真实，虽然通过我的眼睛看尼采，但是还是比以前更加真实。真正喜欢尼采的我发现是两种人，第一就是大学生，大学生特别喜欢，另外就是艺术家。我记得当时85年的时候，书还没有出来，我已经写了，但是一直出不了。那个时候我们哲学所，当时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在黄山那边办了一次哲学的讲习班，那个时候很多研究人员专门到那里讲课，这是向社会公开的，社会是要付报名费才能去听的，就来了一些人，当时也让我去讲尼采，我就去将了，讲完之后一个小伙子带着他的女朋友来看我，这个小伙子现在已经不小了，就是画家（刘彦）。他当时像一个大孩子似的，很年轻，他非常激动他当时跟我说，他说我报名参加这个班，听了那么多前面讲的，他说我当时太失望了，他们都是支持大众，他用了这个词。后来听我讲了尼采之后他就觉得没有白来，他告诉我他以前特别喜欢尼采，因为那个时候书得不到，尼采的原著没有出版过，所以他为了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到北京图书馆借这个书，一页一页复印回去看。那么后来我回到北京之后，刘彦也到了北京，成了北漂了，也带来了一些朋友，当时他们有一个叫北方群体，北方群体就是刘彦、王广义、舒群和任戬。刘彦把这些朋友带过来给我认识，后来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我通过他们又认识了美术界的一帮朋友。另外还有比如崔健，崔健我也是通过他认识的，因为当时86年的时候，也是崔健一无所有刚出来的时候，开始传唱很多人录的音，我当时听这个歌很震动，我说这个不一样，后来我朋友说你想认识他吗，我说想。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名，后来就着我那个朋友（梁和平），当时（梁和平）是崔健的好朋友，也是搞音乐的，后来当他的艺术总监，就在（梁和平）家里面我跟崔健见面了，当时崔健跟我说，我们搞摇滚一般不看书的，但是就你这个书我们特别爱看，他们很多人都喜欢。当时王广义来见我说，基本上新潮画家人书一册，都很喜欢这本书，当然我知道他们喜欢的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