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瑗童年时便不断找寻着游乐场，但那时的游乐场却丝毫无法给人带来欢乐。苑瑗堪称先知先觉，一个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中国孩子追求想象中的避风港，而这种愿望就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来说根本无从满足。“我记得，”她说“，那时候千方百计想寻找一个不同的世界，可最后找到的都是一个游乐设施旁边站一个大妈那种。”去过之后只能失望而归。苑瑗的家当时在北京西南郊区的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父亲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军人。苑瑗脑海中慢慢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游乐场景象，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井然有序。后来，这一童年时代的梦幻逐渐变为成年后的完美理想，并从中产生出苑瑗近来最新的一组作品。

本次展览上的一些稍大幅的作品也许最能表现苑瑗心底的向往。在这些横向的画面里，不少标志令人一目了然，例如印有米奇和米妮老鼠形象的气球，从这些标志出发，整个画面迅速向四周发散到近乎抽象的边缘。画家与这些主题标记之间的关系在观者心目中留下一种捉摸不定的印象。气球以及气球轻而易举表现出来的人造幸福感看起来就像一个漩涡，意义与叙述在其中好似随时都可能消失不见。这几幅作品极具代表性，为我们观看其他作品定下了视觉和心理上的基调。

苑瑗在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之前，就因为以同班女同学拍的宝丽来相片为基础——包括主题、技法和大小——创作的一组作品而受到同学和教授的关注。这组作品多以画中年轻女孩可爱的名字（多为叠字）为题目，艺术家在其中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敏锐度，可能在无意识中捕捉到了“自拍”这一新的摄影类型背后的美学含义。由于传播和欣赏业余数码照片的网络出现，“自拍”变得非常流行。从狭义上讲，自拍就是指自己拍自己的人像照片，从广义上说，还隐含着个人面对镜头娇羞扭捏、十分女孩气的姿势。这类摄影的主要审美原则是“卡哇伊”，这个出自日语的音译词汇与英文的cute 一样，意思是“可爱”。苑瑗早期的肖像画既有深度，也表现出一定的距离——尽管是以极其熟悉和喜爱为基础——以便勾勒出这种审美观念的基本轮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立场，现代同类的具象画家一直都探索表现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苑瑗的早期画作已经明显表现出她有能力从视觉上对社会观念进行反思，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在其他一些年轻画家身上看不到的。

本次展出的小幅作品镶嵌在经过特别设计和制作的瓷器框架里（所有画框均产自瓷都景德镇），将艺术家早期的探索向前推进了一步。苑瑗没有止步于临摹照片，而是开始自己构建整个场景，并将模特带到她所选的环境中，同时为之拍照，仿佛她们就生活在她童年幻想的那个完美世界里。这些图像每一处都紧扣当下，画中主角是中央美院的学生，比苑瑗低几届，这个女孩因为在学校网上发表她极具个人风格的时尚照片而成为校内名人。苑瑗最初对她的了解便是通过网络，之后才认识本人。在这些作品中，苑瑗进一步扩展了这位模特发起创建的人造幻境。为了完成作品，苑瑗曾和她一道前往位于郊区的高端住宅群以及北京北郊的一座奥特莱斯商场。

模特在这些朦胧的浅色肖像画里的姿势给人一种网上“DIY”照片的感觉，而模特身处的环境则令人回想起怀念战后郊区理想秩序的美国式话语。置身局外的观察者总带着种哑然失笑的俯就态度看待中国郊区的美式“别墅小区”，对于其代表的小家庭、高碳消费的乌托邦主义深表怀疑——这种乌托邦理想在西方（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已经遭到否定的。而苑瑗作品捕捉的就是这些地方散发出来的哀婉气质，表现了一个可能成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中国）女子的主观情绪，从而进一步展示了属于她们的审美和精神世界。在一个人人争先上位、缺乏稳固道德框架的社会中，这样的场景空间能够告诉我们很多深藏于表面之下的沉默的理想。如今的年轻艺术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在表现此类空间和人物主题时将天真、悟性和直白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乍看似乎毫无创建的 模仿在我们进一步审视下变成了尖锐的批判，这样前后矛盾的气质可能令观者感到深深的不安。

如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体系融入当代语境——对于这个问题，许多艺术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解答。苑瑗的作品就是对该问题最新的一次回应。喻红作为苑瑗的精神导师简直再合适不过。喻红是“新生代”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和她的同辈艺术家在1990 年让“新生代”得名的那次重要展览以后，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陷入危机的国家绘画体系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他们把目光从政治舞台的“豪言壮语”转向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转向普通百姓生活的悲喜剧，从而完成了现实主义画派的更新与救赎。喻红近期的作品与女儿成年紧密相关，其次主要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各阶层妇女的社会角色。

去年五月，在香港艺术博览会后，苑瑗和一些朋友结伴游览了香港迪斯尼乐园。香港迪斯尼乐园坐落在距离机场不远的外围岛屿上，吸引了不少来自大陆的家长和小朋友。苑瑗终于得享曾经小时候只得眼见、未曾真正拥有的单纯快乐。有那么一瞬，她恍惚感觉自己置身于从小梦想进入的幻境。接着苑瑗返回北京画室，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这些作品。

田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