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的艺术环境中，地图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就像艺术家们善于用色彩来掩盖画布一样，理论家们也善于用地图来掩盖事实。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写过一本书叫做“论科学的精确性”，其中提出了关于地图的寓言：一个帝国制造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拥有和真实领土一模一样的面积和细节，随着帝国领土的扩张或缩小，这张地图也随之增长或者损坏，当这个帝国突然崩溃的时候，所留下的就只剩这张地图而已。鲍德里亚在他的“拟像与仿真”中，为这个寓言做了著名的解读，并由此将所谓“后现代”理论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今天，人们实际上都生活在那张地图里——那个对真实的模拟中。真实本身已经渐渐消逝了，人们关心的只是那张地图而已。”

当地图的概念成为一种成见，一种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认可的真相，一种辩论时的“掩体”，一种思考的盲点的时候，每个地方的艺术家都常常会被迫，或自愿，或不自觉地依附在同一张地图上，理论家们则精心地粉饰着这张地图，而忽略了地图下那个真实的荒漠。

语言本身也是一张地图——后现代学者们对巴茨所宣扬的“文字的力量”坚信不疑，对福柯所讲述的“语言提供自由”顶礼膜拜。后现代的理论家们相信文字，相信概括，相信语言自身的真实，相信一切表达所及的荒谬，进而相信文字所书写的历史，而不再相信历史。——“拟像不是在揭露真实；而是在揭露虚无。真实的只有拟像本身。”（摘自“拟像与仿真”）

所以，在讨论某个地域的艺术家群体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他们地图化了。地域的影响是绝对存在的，就像人始终无法逃离对家的归属一样，但这种影响绝对不是对创作的统一和概括。如果说印象派群体是对新表达的追求和对权威的挑战，那么现在的地域性群体就是对权威的顺从和对语言的依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说到贵州，就想到原始和粗犷；就像我们看见一张美军的虐囚照片，就想到记者对“霸权主义”的揭露一样；却没有想到也许这张照片只是几个高中生在生日聚会上的玩笑而已。我们总是习惯用概括或者观念去填补任何艺术作品在我们思维中留下的空白，却忽略了空白所联系着的艺术家内心的真实能量。

我们举办贵州的艺术家们的群展，不是为了展现他们的追求相同，或者表现他们的风格相近，而是因为他们几个住得比较近。于是，我们把这张地图如它所愿地铺展开来，好让我们有机会深入被地图所掩盖的每一幅具体的作品中，揭开每个个体的真实。这些真实的个体，有的选择留在贵州清净的环境里；有的选择前往别处，在更有压力的环境里寻找新的状态；就像一滴油彩，渗透到地图的另一处。

他们当中有的在读福柯，有的从毕加索找到灵感，有的坚持贵州当地略带阴郁色彩的图腾形象。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确实也对原始感和粗犷感有特别的偏爱。但这种偏爱，必须源自内心的真实，才能转化为作品中各种动人的表达，否则，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成为对自己作品的概括；很容易就把表达自我变成寻找语言，把贵州家园变成贵州群体。他们在进入地图的另一处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地图的表述，地图上另一处的油彩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参展艺术家自己的颜色中。如果要避免变成这张地图中的一个色块，就还是只能寻找这地图背后自我的真实。

我们希望，这种相互渗透的过程不仅仅是地图上颜色的流动，还能伴随着背后真实的涌动。我们也希望，对于每一个地方的艺术家的关注，都不会停留在对地图的描绘上，而是能渗透到地图的背后，那片漆黑的、骇人的、美丽的真实当中。那里才是艺术家们真正的家园。

赵欢 许晟

200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