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山、细流、飞鸟……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室外空间，这是一幅再自然不过的画面。然而，当这一派山水意象被整体“搬”进一间地产商的办公室时，你还能够表现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吗？抬眼望去，张宝全正站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带着熟悉的温和笑容——他就是这间高6米的办公室的主人。采访中，几只小鸟不时鸣叫着穿梭其间，谈兴正浓的张宝全却全然没有被打扰的痕迹。是的，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就如同他习惯了地产商以外的多种身份一样——导演、书画家、策展人、艺术赞助人……
“艺术乌托邦中的我更贴近真实的我”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书桌上，张宝全正进行着《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插画手绘本的创作。在他的笔下，这本记述了清代民间传奇的小说一点点走出文字的苑囿，被演绎成图文并茂的故事——这是几个月前的一个画面。今天，散发着清新墨香的《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插画手绘本已经被很多人捧在手中，而我们的话题也由此展开。
《北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浮生六记》产生兴趣的？
张宝全：《浮生六记》是去年我在书店偶然翻到的一本书。林语堂曾经将它翻译成英文，大力推荐。在林语堂看来，整本书中，尤以《闺房记乐》一篇为佳——它甚至将中国的方言糅了进来。我不是搞文学研究的，但我也认为《浮生六记》是最美的，它的美妙在于古典语言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独特的中文状态。不仅如此，书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它们会刺激你。
《北京》：对您来说，创作过程中是一气呵成的，还是有些坎坷？
张宝全：高兴了，我画得很快，十几二十分钟就画完一幅。晚上没事了，我就画个两幅，最多画四幅。透过画风，我能够看出自己当时的状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前面几幅——线条很硬，那大多是画于很忙的时候。
《北京》：您将自己不太满意的作品也留在书中，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张宝全：在出版之前，我换过两幅，因为作画时的状态太糟糕，以致连线都画不准。在我看来，绘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包括你与环境的互动、你与自己的互动等等。在不同的状态下，人们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许以后，我还要用水墨、用油画再画两套。
《北京》：在画册的序中，我看到了“自娱”二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您选择不做大规模的宣传？
张宝全：对。我觉得艺术就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对我来说，又画画又写字，又写小说又搞电影，就像进入了艺术乌托邦。在那里，我能够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方式。
《北京》：您觉得哪种更贴近真实的您？
张宝全：艺术乌托邦中的我更贴近真实的我。不过，对每个人而言，现实生活中的角色都是必备的。原因很简单，人首先是在社会中存在的。精神是无疆无界的，但它也是有前提的——如果你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你就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精神追求。你的心都不能静下来，你怎么会有感觉？
《北京》：那能不能这么说，您通过地产业赚取了经营自己的艺术爱好的资本？
张宝全：这说法也对，也不对。在现实中，自由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恰恰相反，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用去做什么，这才是自由。打个比方，你今天不想采访我，但你也得来。如果你说我不喜欢张宝全，我就不去采访他，那你才真正自由了。
《北京》：这么看来，自由应该不属于打工者。
张宝全：也不见得。打工者有他（她）的自由。举个例子，别人看来，我们拥有很多能量，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为了得到这些，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北京最好吃、最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可能与打工者相比，我们知道的少，去的也少。事实上，大部分人还是处于不自由的状态的，我们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人们都想在脱离现实的状态中寻找平衡。有的人脱离得多些，有的人脱离得少些。探险、登山、旅游，这些都是脱离现实的生活方式。（插问：比如您夫人王秋杨女士选择的生活方式？）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现实甩掉。我甩不掉，但我也有属于自己的途径，就是这种艺术乌托邦世界。在这个领域，我可以随意表达，这便是所谓的“自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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