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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民族复兴之内涵
杨 斌
民族复兴是新中国六十年历程的总体性价值目标，推动着新中国乃至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的演进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复兴首先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理想进入美术创作的，并被具体化为火热的劳动热情、生活的幸福美满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等等场景，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美术家深入到各行各业中，发现理想的现实依据，使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一个既合情又合理的适度距离。美术创作问题上升到将“理想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的“典型化”美学原则上。创作实践在两方面的摇摆之中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前，“理想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出现了“红光亮”模式，体现出对民族复兴内涵理解的庸俗化和狭隘化。这种虚假的理解无法保证民族复兴这一理想化内涵在美术表现中的美学尺度。
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族复兴内涵的思考从想象性进入到更务实的反思性层面，从更加理性、实际的立场上为民族复兴注入更多的时代内涵和人文价值。这一走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和人文价值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美术创作也以灵活丰富的表达形态加入到这场思潮中。当时的美术创作并没有直接表达反思的答案，而是通过形象的方式树立了反思的姿态。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之所以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以不加理想化的想象、不做实用主义判断的姿态把生活形象推到观众面前，把观众从原来想象性满足的愉悦欣赏状态，带入到反思民族精神和正视现实生活的沉思状态中。这无疑使美术创作具有更为深厚的人文内涵。同时，美术创作从这一角度充分展现了视觉形象对于某种莫可名状的复杂情感的概括力和表现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术创作突破了内涵明确、情感通俗的创作方法，而以象征性和表现性手法来强化作品内涵的复杂性。
在今天，民族文化依然处在与西方文化博弈的状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抵御西方文化侵蚀，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突出指向。民族复兴的内涵也被置于世界化的视野中，“文化输出”成为其应有之义，“和谐”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内涵。
当代美术创作也表现出“国际化”的愿望。在西方国家操纵的“国际艺坛”上，中国美术家强烈感受到，中国当代美术创作首先要有中国文化的针对性，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有意义，而非一味追求“国际艺坛”的认可。打“中国牌”是“当代艺术”走向国际的一种技术意义上的策略，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策略亦可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输出渠道。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输出什么样的文化？当代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否具有“国际化”的意义？又如何能推动民族复兴的进程？这是当代艺术在民族复兴的目标中所要思考的问题。
在当代美术创作中，存在那种自虐、自嘲、丑化自我的“当代艺术”创作倾向，其中的诉求很复杂，有的就是为了以“艺术”的方式满足一些西方主顾的需求，有的则纯粹是为了好玩，有的则是个人情绪的偶然宣泄。然而，“当代艺术”这种浅层的、游戏化甚至恶作剧的表达却被一些批评误导成一个历史必然的、更具“进步”意义的艺术价值，这种批评会弱化了艺术价值中严肃的、理性的、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艺术价值和表达方式，似乎当代艺术中就不能有“宏大叙事”和正面表达。作为当代艺术评价体系的重要构建者，批评家需要对此有更多的反思，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从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价值基点出发建构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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