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星空——由二十四艺术家引起的话题
一个社会拥有艺术，恰如一棵大树结满花朵。
——列维•斯特罗斯
很喜欢喜欢列维•斯特罗斯这句话，与展题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看似什么都没有说，但却感觉那么美好。国中艺术空前繁荣。这大好时光，咋不叫人心花怒放呢？！这都归功于我们的党！感谢改革开放！
我说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情。从总体而言，所有的艺术品，都离不开特定时期政策和资源的影响，离不开世俗层面和社会风气的制约和恩惠，所以展览用这样的命题虽然有点喧哗，但也算是贴切。
我要说的是建国以来，中国艺术样式和艺术风格是如何的包罗万象和变化多端。我最关心的是，艺术本质存在的差异问题。艺术与时代的关系究竟如何？艺术是否有高下之分？对于最近这几十年来的艺术，这个时候评判谁的作品能够在千年之后广泛传诵，能够正确吗？
社会风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这２０多年，艺术流派从伤痕美术到政治波谱到玩世现实主义到艳俗艺术再到青春残酷到卡通一代，到现在的动漫美学，艺术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媒体舆论的高潮随之迭起。在一朵浪花推向峰顶的时候，另一朵浪花必然跌入低谷，这种西方美术史教科书式的线性叙事被对应和挪用到规范我们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潮流不断翻新，而艺术继续？！艺术家是否应该像猴子一样丢包米拣西瓜呢？还是要像老农民一样安安分分的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河拆桥”、“喜新厌旧”不能不说是一种劣根性。多数人对现实缺少判断力。跟风，人云亦云成为时尚。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过于放大和夸张某些事•物，变得对多数人的创作成果视而不见，对事物真实性和精确性的缺乏基本的尊重。
时代背景
清朝闭关锁国，尽管“西学东渐”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但那个时期是仅限于少数富贵人家的出国留学，艺术门类的书籍、理论鲜有译著问世。清末以来，战乱连连，文化艺术事业如何发展，可想而知。只有到了１９４９年建国之后，国门打开，成规模的设立美术学府，按照苏俄模式培养现实主义题材画家，艺术为政治服务成为第一要务。真正的繁荣是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反省历史，恢复大学教育，美术圈内才有了“内部资料”。所以说，中国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时候，西方艺术的各种流派，传说中的人物作品，有了黑白印刷之后有了彩版图书，至此，艺术才真正的进入到国人的眼中。所以在中国，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那些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各种艺术流派以及发展历程并没有能够用几百上千年的时间给中国慢慢演变和消化，而是同时涌入到中国。艺术爱好者们像“抓纠”一样选择自己喜欢和崇拜的大师，然后上路。这种怪现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新”与“旧”，没有“过时”和“流行”的概念。所以，在中国，其实各种流派的艺术都可以找到知己。包容，包罗万象是中国艺术之现状的一大特征。这种“多元综合症”严重影响着新中国的艺术家。另外一方面，特别是最近的二十年，潮流的威力开始发生作用，一些批评家的推波助澜，让潮流开始生成。
这导致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学新的，就火了起来，学老的一直老着。机会和机遇在分化着艺术的过时或者流行。机会的吸引以及多重选择，一些艺术家也在不停的变换着个人的艺术面貌。
活在今天的艺术家是幸运的，相比于达•芬奇时代，相比于伦勃朗时代，选择要多很多。每个人自愿拜师，吸收自认为适合的理论和观念，自由的精神空前高涨。所以“毕加索式”的人物，在今天并不少见。
展览介绍
这次展览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里参展的艺术家有留洋博士的嫡传弟子，有建国初期文革之前的大学培养的艺术学子；也有牛鬼蛇神下放农村之后，无意中传授了的弟子；有我们说的改革开放之后，毕加索和米罗在这些不同国籍不同年代的艺术家在中国一夜之间共同出生时，自主选择的不同结果；也有了在中国各种潮流风起云涌的年代谨慎下海的艺术青年。包罗万象是这个展览跟近年来喜欢以帮派和当代艺术的名义出现的多数展览不同之处。
每到一个城市，我就会惊奇的发现，这里居然也是一个诺大的城市，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样：上班，下班，买菜，吃饭。世界都是类似的。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和处境也大体相似，尤其是在中国，每个城市都一样。这次展览选择的24位艺术家，尽管都与昆明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是问起籍贯来却是来自五湖四海。我没有想在展览的标题上加“云南”或者“昆明”的意思。中心和边缘是互换和流动的。
艺术家介绍：
杨一江，超写实绘画的代表人物，他在“纯”绘画的领域寻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均衡，画面安静和文雅，饱满富有张力，是结构美学和唯美世界的探寻者；
周军喜的作品则体现了他在新时代中所持有的开放观念和包容态度，时尚，幽默是其作品的主要元素，是新写实绘画的实力派画家；
王 晶用她的细腻和专注打动人心，是都市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居家”情结和现实主义题材符合逻辑并意味深长；
赵 刚对文革艺术情有独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全新演绎，画面中一本正经的表情让你哭笑不得，历史与现实在恍惚之间交替叠加；
王韶悌的浪漫情结抒怀于高原和牧民，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却富有当代感，追求唯美的价值取向；
刘 晓恬淡和会心的笑容映在他那超现实主义的画面构成之中，简约风格里边饱含精神色彩，是立体派，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集成者；
蒋德芳对神话故事的迷恋诉注于形式主义的画风，是迄今为止云南当年风云一时的重彩画派的少有的坚持者和代表人物；
张迦德的作品神秘色彩浓烈，是对旧事和内心的图腾，作品犹如窗景，对光线的营造迷丽而透明，是幻觉型艺术家；
陈崇平则有巴比松画派的温情和浪漫主义的情怀，色彩柔和，笔触细腻，刻画精细入微；
邹昆凌则是印象派的衣钵传人，色调唯美，诗意，注重色彩的表现力；
孟薛光，云南外光派的代表人物，作品扎实厚重，有苏俄脉络扎实功底，却从表现主义手法的角度切入，色彩奔放，用笔狂野；
胡 俊的幸福时光感染人心，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践行者，是艳俗艺术的代表；
张吉洪的雕塑作品注重空间的营造，公共问题成为他心中恣意关怀的结；
李艾东在生动传神之间乐此不彼，写实语言征服人心，作品闪耀着生动感人的人性之光；
刘亚伟是“生命流”艺术的演绎者，描画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表象；
金志强则在乡土的情怀中保持着一个乡土画家的淳朴情怀；
胡晓刚是内省型的艺术家，绘画忠实于自己的年龄和身份，是21世纪都市文化的描述者；
吕 敏抽离出现实世界的纷扰，画面富有宁静感，是典型的月亮型“艺术家；
段玉海作品色彩响亮，注重情绪的表达。关注都市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矛盾，忧心和白日梦分居他一天24小时中的黑夜和白天。
黄德基作品色彩鲜亮,采用平涂的画法.迷恋平光效果,是油画民族化道路的践行者；
张巧昆，田园诗人，点彩画法的继承者，是继后印象派的云南诗人；
聂南祥是一个多面手，在写实语言与表现主义之间来回窜动，表现出了他特有的不安分的艺术气质；
杨 云把城市和山山水水揉成面团，在反反复复的对色块和机理的抚摩之间，表达着他对城市变化的忧心以及他的惬意，是抽象艺术的中坚力量；
而我自认为自己是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犯有典型的青年综合症，眼高手低，处于艺术创作的实验阶段。
每位艺术家都是倾向各异，风格不同。就题材而言，有风景、人物、静物；从表现手法来说，如果借用西方的概念，会有立体主义，有印象派、有写实主义、有抽象绘画、有极简主义，有表现主义等等，有中国的概念，有伤痕美术，有玩世现实，有政治波谱，有动漫美学等等。他们几近涵盖了西方艺术史所归纳的各种绘画流派，吻合新中国以来涌现出来的艺术潮流。
在这样多元混合的艺术现状里边，我们如何看待和区分过时派与未来派呢？如何看待潮流与非潮流。当代艺术与非当代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按照年龄来划分，有老艺术家，中年艺术家和年轻艺术家。是否年轻就代表新锐，年老就代表终结？如果按世俗的划分，此次参展的艺术家有名家，有实力派和新锐。这代表什么吗？这样的划分是否有意义？还有很多种划法，比如官衔，比如按单位，按出生地，贯籍、民族。这些是否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在各自的传承和演绎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英雄不问出处。这个时代应该这样。重要的是他或者她的作品是否打动人心。
结语
艺术无所谓“当代”和“非当代”。不管怎样，这些艺术家都是活跃在今天，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他们是在新中国这片沃土上吸收养分成长起来的“新”艺术家。（尽管此次参展的艺术家有的超过了共和国的年龄，但可以说他们都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他们受惠于这块土壤，受惠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所以此次展览，几近完整的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来艺术生态的横截面，不失为简约的新中国艺术发展史。
“无”而有，则是新，可新并不等于好。我相信一点：不管什么流派，什么艺术风格，艺术的本质绝不可能改变。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情态各异的作品能够用“艺术”将他们统一起来，是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席勒也说过：“艺术始终是同样的东西：艺术。所以不存在新艺术。但是有新艺术家。”艺术是有流行和非流行之分，但评判艺术的标准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特别是面对传统手工制作的艺术。绘画艺术到了极简主义之后，大体的范畴就已经为我们划分。艺术的流派，脉络，师源基本上可以一一对位。艺术家可以选择领导潮流，也可以不选择领导潮流。我们要警惕潮流艺术带来的狂喜和机遇。正确的认识社会风向和时代背景，才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处世坦然。“消费时代”所奉行的推陈出新，以能够融入潮流，能够领导潮流为骄傲的主旋律应该有所纠正。轮回的迹象已经渐显端儿，重新洗牌形势所趋。补充和修改历史，不管是地方史还是官方史，不管是东方史还是官方史，当然，我的概念不是推翻，而是扩充。
再次引用列维•斯特罗斯的话：“要断定过去２０年里，有那些文学和艺术作品值得保存千年之久，人们百分之百会搞错。”这就是我这些年来从事“艺术个案”调查和整理工作的原因。判断我们暂且搁下，（当然“投资”需要继续），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人罗列出来。这篇文章和这个展览算是一个小小的猜测。
林善文
2009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