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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皇帝新装”的谎言被揭穿,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3年里缔造的“天价神话”在2008年上半年如临四面楚歌。年初,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成交暗淡,张晓刚等中国当代艺术几位“天价王”作品遭遇流拍；5月份之后,国内艺术评论界兴起一场当代艺术“崩盘论”,行规内幕变成“公开的秘密”被谈及。
刘小东的巨幅油画《三峡新移民》曾以2200万元拍出,今年的香港佳士德春拍中,他的《战地写生》以6192万港币再次刷新其个人纪录。
从2006年至今,中国当代艺术平均以每三个月翻一番的速度,缔造了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一个奇迹,“井喷”、“疯涨”这些词被媒体用以形容这种近似“放卫星”的价格急飙速度。5月以来,著名评论家朱其在博客上发表《当代艺术是否已经到了拐点?》、《中国当代艺术“谎言共同体”》等文章直陈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生态的种种弊端,其大胆敢言被人称之为勇士“檄文”,直戳向当代艺术市场的“虚幻泡影”。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即将迎来拐点吗?三年的价格飙升背后是否存在着一场骗局?花上千万元买到的艺术品是将来要被艺术史淘汰的废品?带着此番争执的焦点,记者采访了艺术评论家朱其、杨小彦,著名艺术品投资经纪人伍劲、田恺,以及国外收藏基金———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首席策展人郭晓彦等人。
“标王”作品流拍败露“天价作局”?
2008年纽约苏富比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集体遭遇“滑铁卢”。
这场拍卖中,“天价王”张晓刚的《untitled》和《2001no.8》流拍,王广义、蔡国强等一向被国际市场追捧的艺术家大多遭遇挫败,仅以估价或略超估价成交。而在刚刚结束的6月30日伦敦佳士得的“当代艺术夜场拍卖”中,58件拍品中仅有2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件张晓刚的《父亲和女儿》因90-150万英镑的超高估价再次遭遇流拍。
稍微值得庆幸的是,7月1日的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夜场”中,张晓刚的《兄妹》拍出76.92万英镑高价,但难掩颓势的是,当晚75件当代艺术拍品中只有这一件是“中国货”。而这个拍卖数字和去年对比,张晓刚作品市值短短一年内缩水50%———去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张晓刚曾以《三个同志》拍得211.2万美元。
“天价王”的作品流拍,著名艺术评论家朱其将之视为这一轮当代艺术“天价表演”露馅的开始,并由此提出“中国当代艺术资本市场第一轮整合的终结”。这一预测得到广泛响应,艺术市场资深投资经纪人伍劲也指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至少目前应该跑完了“上半场”。
作为对中国当代艺术资本市场“第一阶段”的小结和反思,朱其向本报记者抛出了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和格局的三点批评。
批评1:
“天价表演”充斥当代艺术市场
“‘天价王’作品公开流拍的原因很可能是,韩国或东南亚的买家前两年买了这些艺术明星的作品,如今对媒体上所谓虚高的价格信以为真,拿出来套现,由于没有和幕后炒作的庄家沟通好,没人护盘,结果酿成了流拍。”朱其说。
针对今年4月底,刘小东《温床NO.1》以5100万元拍出内地油画最高价,朱其却不以为然:“明显是在‘假拍’,这个作品一出场就以3800万高价起拍,但是竞争并不激烈,9次叫价就有人通过电话出价5100万。”就此,朱其指出,这种艺术拍卖在时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中比比皆是,是大家都不愿捅破的一个骗局———“天价作局”。
朱其向记者“揭发”了这种暴利游戏的典型“玩法”:首先,找某个在艺术圈有一定知名度并且市场价格在10万左右的画家,跟他签一个3年协议(比如包下他三年100张作品),每张以30万到50万左右收购。一年后就在拍卖会上炒作,每张30万收购的画,拍卖价标到100多万,二年后再标到500万甚至一千万一张。没有人买怎么办?就安排“自己人”混在真买家中,甚至“假拍”下来。朱其说,这个看似有风险的钓鱼游戏其实很容易获利,“只要能以高价卖掉十分之一的作品,就能将全部成本收回。再把剩下的画拿出来在拍卖会上慢慢用天价表演‘钓鱼’,卖出一张就是暴利”。
如此这般的“天价作局”论引发一片哗然,最大的争议莫过于近两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天价首先是在国外大拍卖行缔造的。难道全球两大拍卖行巨头———苏富比、佳士得也在帮中国艺术家“作假”?朱其笑笑说,在纽约两大拍卖行出天价购买油画都是些什么人?基本上都是华人,真正的西方大收藏家几乎没人参与过这种天价竞逐。“其实就是同一帮人飞到纽约和伦敦,在苏富比、佳士得如法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所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表演。”
朱其甚至将控诉的矛头对准有着250多年历史的欧洲拍卖巨头公司苏富比。“至少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暴利高价,苏富比违背了过去信守的百年传统:第一,拍卖行本应该从专业的画廊拿画,而不应该直接从画家本人手里拿(订)画；第二,苏富比拍卖的艺术品至少都已创作出来10年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在艺术史中获得评判和定论),而不是像眼下这样直接就把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新作拿来上拍。”朱其指出,这种国际“天价作局”有明确的客户目标,主要是“忽悠”东南亚的华侨和国内不懂收藏的新贵阶层,他们很可能是未来被死死“套牢”的两种人。
尽管朱其的观点看似“极端”,但几乎没有评论家会否认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中多多少少存在的炒作现象。著名艺术评论家杨小彦指出,一个正常健康的艺术市场主体应该由收藏家构成,而不是炒家,“眼下的情况很显然,市场中的炒家多过买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批评2:
“谎言共同体”共同缔造市场神话?
三年来艺术市场的暴涨,首先让中国诞生了身价千万级的艺术明星。如今,靠“色笑偶像”发家的岳敏君,已使他拥有8000平米的画室。最戏剧化的还有方力钧,10年前在圆明园的一个画室天天泡方便面的穷画家,如今在北京拥有了多家饭馆。在纽约和伦敦,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连续两年,至少有16幅作品平均售价超过了50万美元,而三年前他的名字几乎在纽约拍卖行无人知晓。
所有人都想问一句:他们的作品值吗?
瑞士收藏家、前瑞士驻中国大使乌里·西克(UliSigg)说了这样一句话:“像这样的作品,在中国至少还能找到1500幅。你可以把它们称作‘泡沫’,但不能否认中国的艺术市场方兴未艾!”这种现象,被人视作大量资本涌入后的艺术奇观。朱其认为,这个阶段当代艺术市场形成了建一个以资本运作为轴心的新权力体系———一个结构畸形的艺术市场,他进一步指出了其畸形的病症所在:
首先,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目前还只是处于“散户”收藏和投资阶段,对艺术品的选择随意性比较大,这就造成市场的畸形现象———价格很高的艺术家艺术水平不一定很高。
第二,艺术家、画廊、拍卖行结成了“谎言共同体”。很多艺术家和拍卖公司暧昧,有些艺术家直接参与和导演拍卖,请自己的人去竞拍,只为赚取高价的名声,吸引媒体的注意,以便第二年卷土重来。而原本应当起到“监督”作用的艺术评论也一盘散沙,有的艺术批评家卷进利益共同体,不少策展人甚至又是艺术市场炒作的经纪人。艺术家直接参与艺术品交易,送作品参与拍卖,批评家和策展人开画廊、做经纪人,“每个人都在争抢通向资本轴心的最后一班列车”。
第三,艺术市场监管混乱,拍卖行实际成交的价格和向媒体公布的存在极大水分,进一步将市场泡沫吹大吹圆。“更有甚者,在一些拍卖行里,艺术投资者甚至占有拍卖行的股份,就好像即开赌场又参与赌博一样,而这在国外是要坐牢的。”
朱其指出,在欧美发达健全的艺术品交易市场,规避了“谎言共同体”生存的土壤。“正常的秩序应该是,艺术家由一级市场画廊代理,经过大致10年的学术界评判取得一定地位后,进入二级市场拍卖行,然后通过收藏群体获得每年大约20%稳步增长。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拍卖公司越过一级市场,直接与艺术家联系,所产生的社会辐射是任何一个画廊没法想象的。”简言之,艺术价值的判断缺席之后,市场上剩下的大多是盲目跟风的投资者。“当代艺术市场已经不像收藏(买家至少要存在手里5至8年),更多地是一种投资(1至2年就转手),甚至沦为一种投机行为。”
对于这个“谎言共同体”之说,当然也有反对声。比如艺术市场资深投资顾问田恺认为,目前当代艺术市场种种弊端,其症结主要在于艺术批评的严重缺失。“因为拍卖市场上的交易结果显得太强大了,经常越俎代庖的作学术批评。靠交易炮制出来的高价艺术品很可能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导致当代艺术市场鱼龙混杂,并不一定存在什么所谓的‘谎言共同体’。”
“谎言共同体”是否存在其实无足轻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和找到市场的问题。苏富比董事、亚洲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张晓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中,每个人都担当着多重身份,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头上的帽子都有好几顶,相互之间角色串位。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和格局与西方整个艺术体系的巨大差别,将会成为未来市场良性运转的障碍。”
批评3:
市场泡沫正败坏真正的艺术?
三年来疯长的当代艺术市场,究竟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何影响?答案可能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面,吸纳了巨额资本进入艺术领域,让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热；另一方面,在一些评论家眼中,市场的冒进式发展造成艺术的跟风、模仿、抄袭,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先锋姿态。正如收藏家和画商麦克尔·苟惠斯所说:“中国人卖艺术就像卖萝卜白菜一样。他们对艺术一窍不通,对助推艺术毫无益处。”
朱其指出,艺术资本膨胀的背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畸形繁荣:语言的苍白和模仿,精神的虚无和媚俗,艺术变成艺术生产,展览变成展销会,艺术区变成兵营式的生产作坊。“以85美术新潮为旗帜的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曾有三个立场:先锋形式、民间独立精神和新左派,并且以反主流和引进先锋形式为理想,但如今这些当年反叛主流的艺术家自己已成为新主流,几乎丧失了最初社会批判性的立场,而退化堕落成一种新时髦艺术形式。”
朱其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代表之作没有真正进入艺术资本和拍卖运作前沿,比如85美术新潮中的重要代表性作品———肖鲁的《开枪》,去年仅拍出200多万元。而目前市场上的“天价王”作品不少都是早已失掉其先锋姿态的“伪当代艺术”。
这种批评在专业艺术评论家那里,获得了基本认可。艺术评论家杨小彦坦言,虽然自己与市场距离遥远,但市场会有种强烈的感受:学术上获得认可的那些当代艺术作品不一定是市场上赢得天价的宠儿,“专业的学术判断与市场价格之间根本构不成正比关系。”
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家建立自己的艺术工厂,有的出“点子”由“枪手”或工人负责批量生产作品。纽约国际摄影艺术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夫·菲利浦斯在《美国艺术》杂志上回忆起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以此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变质”:“我见过一队中国女人围坐桌子前,为装置艺术家林天苗的作品绣出细腻的绣花。她对我解释说,尽管这可能看上去带有剥削色彩,实际上是帮了这些妇女,他们是附近农民们的老婆。”
就如同中国当代艺术品最大藏家瑞士人希克近日在接受西班牙某艺术杂志时所说的那样。记者问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有何评价”,他的答案令人颇为吃惊———“大批量生产”。希克还说:“艺术家雇佣超过100个人作为劳动力,这只能在中国发生,因为费用低廉。……我并不清楚我所收藏作品的作者是否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而按照伍劲对下一轮艺术市场的预测,这一轮(最近三年)在市场上拍卖出的高价艺术品,将会在未来几年内重新洗牌,完成一场“炼金术”似的仪式。
“在学术上,当代艺术F4这批50后、60后明星艺术家将会被70后、80后当代艺术家取代；而在市场上,这批上百万元的作品中大概只能有不到10%的作品留下来,并从中酝酿出中国当代艺术品单价破亿元的新记录,但另外90%的高价品大概会像垃圾一样,被市场清理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