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80年前，时任广州市政府委员长林云陔函请胡汉民为广州市立博物院撰写了这样一幅对联。1929年2月11日，当时华南地区最大的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镇海楼成立，据史料记载，开幕当日盛况空前，当日即吸引了上万人参观，建立之初的广州市立博物院更提出了要建“东亚首屈一指”博物馆的宏远目标。
时过境迁，广州博物馆即将迎来80周年诞辰。建馆80周年之际，广州博物馆向社会征集新馆徽，同时特别策划了“广州博物馆藏捐赠文物展”，主要荟萃了解放后名人志士向广州博物馆捐赠的数百件珍贵文物，由于馆舍条件限制，这批文物不少是数十年来头一次从库房中取出“重见天日”。
在广州文博人士的眼中，昔日要建“东亚第一”的广州博物馆，因展场有限、经费不足等问题，已难以实现当年的目标。80年时光流逝，广州博物馆历经了哪些起伏?缘何没落?记者采访了馆方负责人以及广州文博界相关人士。
成立初
文化精英合力， 潘玉良黄宾虹徐悲鸿捐赠画作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起步时期。1929年全国建立博物馆有10座，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即为其中之一，是我国早期博物馆发展中建立的博物馆之一。”广州博物馆资深馆员黄庆昌告诉记者，建成之初的广州博物馆无论是规模还是馆藏文物上，均堪称华南第一。
1929年2月20日的《广州国民日报》上报道了时任广州市长林云陔这样一段话:“广州为岭南文化中心点，故设立博物院，藉以保存我国固有之文化，及促进我国今后之文化……该院之成立，破我国之新纪元……为我国生色不少矣。”在一份尘封已久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馆成立概况》中，记者找到了广州博物馆建馆之初的目标，即“在二年之内，先把两广所有的物产完全陈列起来……再进而采求全国各省和南洋各地的物产，广州市博物院在东亚要首屈一指。”
现任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告诉记者，广州博物馆的成立是民国文化精英的合力之举，筹建委员会不仅集纳了著名学者顾颉刚、兰州大学首任校长辛树帜、民国著名报人谢英伯等文化名流，还集纳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水产专家费鸿年、植物学家陈焕镛以及画家丁衍镛等专家。“谢英伯、丁衍镛当时曾专门到北京、上海、苏杭征集文物，潘玉良、黄宾虹、徐悲鸿等人都纷纷捐赠了画作。”
广州市博物馆馆员回忆，当时的一批民国时期文化精英为了广州市立博物院曾筹建远赴欧洲考察，希望建立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因此最初是免费开放的，但为了统计每日游客量，每位入馆观众投入一个竹签。根据当时《广州国民日报》的报道，博物院开幕之初的三个星期，“游客之众，每日均在六七万以上”。
由于建馆之初的声势浩大，民国时期的广州博物馆陆续收到海内外收藏家的捐赠，清末湖广总督吴荣光的后人就捐赠过一个弥足珍贵的南汉铁花盆，盆身铸有铭文“供奉芳华苑永用”，芳华苑是南汉离宫。此外，号称“广东四大隋碑之一”的《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也是民国时期收藏家所捐赠，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广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也给予博物院相当大的财政支持，仅为了修复镇海楼供博物院使用，就一次划拨了近4万块大洋，鉴于博物馆馆藏有重要藏品，还专门派了四名“特警”日夜守卫。老馆员回忆说，民国时期馆长最高工资可以拿到将近400块大洋，“鲁迅当时每个月从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只拿到300大洋”。
抗战时
保留孙中山一颗牙齿，在日军侵占广州后散失
“上世纪初是南越国考古的发轫所在，1916年由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带队的东山庙龟冈大墓考古发现，一度被误认为南越王冢的所在地，民国时期的广州博物馆就集纳了当时商承祚考古发现的一批珍贵秦汉陶器。”黄庆昌告诉记者，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当时的广州博物院迁往广州石室大教堂，却仍未能阻止日军冲入洗劫，最后早期馆藏上万件文物，大部分在战争中不幸遗失，最后仅留下不足一千件。
“最可惜的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广州方面曾经特别申请保留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颗牙齿作为纪念物，陈列在广州博物馆内供人们瞻仰，但这一珍贵纪念物也在日军侵占广州后散失。”程存洁告诉记者，前不久他与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交流时，对方表示他们馆中藏有一颗孙中山的牙齿，“极可能就是当年广州博物馆所丢失的那一颗”。
黄庆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件元朝的铜壶滴漏(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这件计时器曾让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为之惊叹。“国民党撤退时，这件珍贵文物的滴漏铜质龙头被冲入镇海楼内的国民党官兵损坏，使这件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计时器后来无法准确计时。”
颇具传奇色彩的是，由于日军的抢掠豪夺，民国时“古玉大王”陈大年与广州博物馆产生了不解之缘。陈爱玉如命，藏玉数以千计，有直径逾尺的大璧、圭、璋，还有新旧石器，铜镜，古兵器，漆器等。但1938年深秋日军侵占广州后，一蒙面人带领两名荷枪日兵闯入，将陈大年藏在家中的古玉挖出掠走，令他心疼得当场昏厥在地。程存洁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的惊险经历，或多或少地促使陈大年在解放后陆续把自己毕生所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他曾将数百件战国、周、汉大璧大圭等古玉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此外还曾向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捐赠数百件珍贵古玉。
解放后
岭南所见唯一刻有秦始皇纪年兵器，为容庚捐赠
“解放后广州的城中考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至今约发掘2000余座汉代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相当一部分文物被广州博物馆收藏，成为最大家底。”黄庆昌告诉记者，除了考古队在广州城中考古发掘出来的大批文物外，建国后的名人捐赠也是广州博物馆文物的重要来源。
1956年，著名金文专家、中山大学容庚教授将毕生所藏的一批珍贵青铜器捐赠给广州博物馆，举国关注。他所捐赠的秦代铜弋，是岭南所见唯一刻有秦始皇纪年(即“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的兵器，是秦平岭南的重要物证。“容庚老先生捐赠的周代铜易鼎、铜云雷纹鬲都堪称国宝级文物，但他当时分文未取。”程存洁回忆说。此外，宋庆龄晚年也向广州博物馆捐赠了一批生前与孙中山的书信和照片，还有一架孙中山出资、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命名的“乐士文”飞机模型。
黄庆昌说，建国后随着广州城中考古出土文物的增多，广州博物馆在50年代末第一次组织了“广州历史陈列”的常设展览，首创性地创造了国内第一个以城市历史发展为主线的主题性展览，全面展示了广州建城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黄庆昌回忆说，首都博物馆等数十家国内博物馆同行都先后到广州博物馆“取经”。
程存洁告诉记者，解放初期广州博物馆曾接受过一批来自故宫的珍贵文物，“主要是明清时期广东进贡给皇宫的贡品，其中包括清代的广钟，以及慈禧40岁寿辰时清朝广州官员进贡的一件象牙雕刻镂空龙船”。
“建国初，由于广州博物馆的影响力以及政府的重视，不少收藏名家、华侨都乐意向广州博物馆捐赠出自己的一生收藏。”老馆长苏乾对上世纪60年代香港老先生杨铨的捐赠故事历历难忘。“杨铨收藏文物一辈子，什么钱都投入买文物中去，坚持到死还在买文物。开始他并不放心捐赠。1959年10周年国庆，政府专门邀请他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郭沫若还专程请他到家里吃饭，他当时说自己好几夜都睡不好觉。回广州之后，他才勉强对我说‘借给你们的文物暂时放在广州吧’。”苏乾回忆说，当时的政府特别重视，广州市长朱光与杨铨多次通信最终博取了他的信任，1960年杨铨终于将毕生所藏的4746件文物和796件书画全部捐给了广州博物馆。
苏乾还回忆说，当时的政府特别注重对捐赠者给予回馈。“1978年，收藏家莫元瓒向广州博物馆捐赠了北宋时期著名文人画家文同的国宝级文物《文同墨竹图轴》，政府一下子奖励他1万元。”
新世纪
由于馆舍条件限制，20万件文物展出不足千件
“如今广州博物馆已有馆藏文物逾20万件，但展陈面积仍然以镇海楼的五层楼为主，不足3000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只能展出不足千件文物，极大地束缚了广州博物馆的发展。”程存洁告诉记者，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限制，最初要建“东亚第一”的广州博物馆在2000年后不得不调整策略，侧重于征集反映广州近现代历史风貌的外销瓷、外销画等方面的文物。“对比上海博物馆那样动辄数百万元的展览经费、上千万元征集文物的大手笔、大动作，广州博物馆无法大规模地征集国宝级文物，但在反映本地历史沿革的文物征集上做得过硬，堪称领先于其他兄弟城市博物馆。”程存洁说。
建馆80周年之际，广州博物馆向社会征集新馆徽，同时特别策划了“广州博物馆藏捐赠文物展”，主要荟萃了解放后名人志士向广州博物馆捐赠的数百件珍贵文物，由于馆舍条件常年限制，这批文物不少是数十年来头一次从库房中取出“重见天日”。程存洁特别介绍了其中一件清代提督的镏金铠甲，由香港爱国人士邓又同所捐。“这件镏金铠甲是邓又同祖父邓华熙任贵州巡抚时光绪帝御赐，春节前才由故宫博物院专家修复好，故宫博物院专家称保存之完好在故宫博物院内都难以找到，此次将是首次亮相给观众参观。”
○记者观察
广州博物馆缘何没落
“广州博物馆没落了!”这是馆庆之际，记者从广州文博人士口中听到的普遍吁叹。面对20万件封存仓库的文物，广州博物馆方只得拿出其中屈指可数的数百件文物展出，策划一个“馆藏捐赠文物展”，成为馆庆80周年令广州博物馆方最为尴尬的一幕。
记者却从广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了更为尴尬的一组对比:“1946年，民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管了广州博物馆，仅仅为了维修费，馆方向国民政府申请了450万元资金，结果战乱之中的民国政府一下子拨款500万元……如今的广州博物馆每年的展览经费仅有区区数十万元，不仅与上海博物馆每年数千万元的巨额拨款天壤之别，也无法比拟番禺博物馆的全额拨款，策展经费上甚至连江浙的一些县级市博物馆也比之不如。”
撇开近年来内地省份纷纷斥资数亿元建立省级博物馆的竞争不谈，如今不少省会级城市也斥巨资相应建立了博物馆，其中知名的有武汉市博物馆、西安博物院以及杭州历史博物馆等，它们大多已成为这些城市新的文化地标。“现在广州博物馆的场地太小了!与广州博物馆的牌子、名声不相称，根本不适宜搞文物展览。”年逾八十的广州博物馆老馆长苏乾反复告诉记者。
“当时选定镇海楼为馆址，就是看中了它作为广州地标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建成80年后馆址未变，在国内博物馆中极为罕见。”记者了解到，为广州博物馆重新选址、建立现代化新馆，是近年来不少广州文博界人士的心声。不少文博界人士都表示，广州应考虑建设一个规模宏大、设备先进、品位高雅、富有岭南特色的综合性广州博物馆新馆，“参考省内外高水准市级博物馆的标准，如能有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将非常合适”。但据了解，广州博物馆曾先后觅址珠江新城、赤岗塔附近等地，却都被搁置下来。“如今无论是异地重建，还是原址扩建都没有了下文。”
馆长程存洁回忆说，直到上世纪末，首都博物馆等地的同行还到广州博物馆“取经”，如今首都博物馆早已从原来的国子监搬出，迁入了斥巨资建成的新馆，让广州的文博同行们“望洋兴叹”。“其实在北京和上海，政府不仅把博物馆当成博物馆那么简单，它早已成为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块招牌，政府迎接外宾的宴会甚至都在博物馆举行，那其实就是在宣传它们的文化软实力啊!”
更令广州博物馆界人士“眼红”的是，近年来上海博物馆的不少动辄数千万的征集文物、回馈捐赠者的行为，已经升格为上海市政府行为。博物馆界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上海市针对早年向博物馆捐献珍贵文物、后来家道中落的家庭，进行了大手笔回馈，通过送房子甚至全额报销医疗费等“温暖人心”的做法，吸引了国内越来越多收藏家的捐献。对比之下，广州博物馆无论展览理念、运营理念还都停留在数十年前，根本无法吸引海内外收藏家，“现在的广州博物馆哪里还能像上世纪50年代一样，吸引那么多社会名流的捐赠啊?人家都宁愿拍卖了。”
“当年广州博物馆的初创者有着非常超前的目标，如今的广州博物馆要补上数十年来落下的功课。”尽管馆长程存洁胸中仍怀有大志，但目前仅2000多平方米的展览面积，20万件尘封库房、无场地展出的文物，或许还是摆在他眼前的最大问题。“我冥思苦想，香港历史博物馆短短几十年飞速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一个地区博物馆的发展大概不应该只是馆长的事，更应该被政府利用好。如几十年来，香港政府调配了各种公共资源——财政经费、公益广告宣传等，支持当地博物馆的发展，如今成就为亚洲博物馆的领先位置，这其实埋伏着一个城市对于发展文化软实力，树立自身国际形象的长远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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