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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明访谈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8-10-23 10:52:25 | 文章来源: 艺术中国

  访谈

  自己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李路明访谈

  采访:江铭

  时间:2007年11月22日下午

  地点:北京东营艺术区李路明工作室

  江铭(以下简称江):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介入当代艺术中的,而且你本人主要是办刊物和出版,在那个阶段出版了很多超前的著作。那么回头看,你怎么来评价你所做的这个方面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李路明(以下简称李):我可以讲一点状况。当时在中国,做当代艺术出版是很难的,刊物有《中国美术报》和《美术思潮》,他们的资金很少,做得影响却很大。但是,当代艺术的画册和专著却没有哪家出版社肯出或者说敢出。我那里(指湖南美术出版社)的条件好一点,有点钱也有点胆子,有条件做些事情。85刚开始时我办了一个《画家》杂志,在80年代算是所谓豪华版了。像今天的一些很成功的艺术家,他们大篇幅彩色作品的首发和完整的个案研究是那个杂志做的。当时一些刊物对新潮美术偏重于群体思潮的推动,我就做些对艺术家个人相对完整的推出工作。大约出了200多种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书吧。还有一个工作,是引进的工作。比如《实验艺术丛书》(人称“白皮书”)。今天来看,这种系统的有架构的中国当代艺术出版,我算是做的比较充分的。有很多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以至于我中途几次想辞职做艺术家,都遭到阻挠。有人甚至一听到我写了辞职报告就专程飞过来,劝我说:你千万不能做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不缺少演员,也不缺少导演,就缺制片人。意思就是你应该做好幕后工作者。

  江:1988年之后,你逐渐离开批评领域,而转向到绘画的实践上面,这个转变在当时是出于一个怎样的动机?有什么特殊的事件促使你的这种转变吗?

  李:特殊的事件就是六•四了,那一年做不了当代艺术的书,写文章也不自由,很压抑,就开始画东西了。后来就一直保持出版与创作双管齐下的工作状态,批评就不再沾边了。

  江:你开始艺术试验之后,创作了《红树家族》并提出了“新形象”的主张。为什么在当时提出这个概念?

  李:这就是一个学艺术史出身的人的毛病。我开始做作品的时候,特别考虑所谓的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我觉得’85新潮在语言上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语言,就企图建立一种所谓中国本土的现代绘画语言。

  江:1990年,你开始《种植计划》的创作,这个系列的作品是出于一个怎样的创作动机?比如要阐述的问题是什么?

  李:《种植计划》是《红树家族》系列的一个发展,是我们的“新形象”工作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我当时是想找到一个“新形象”的语言点,然后在这个语言点上展开自己的工作。因为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几乎都是从语言的建构入手的。我就想尝试从一个语言点出发,到底在我能在造型形象的演变上有多少的可能性。尽管这批作品后来在“首届广州艺术双年展”上得了个“文献奖”,但今天我自己再回过头来看,完全是一种书斋性的东西。其实,中国艺术需要的是革命,而不是绘画绣花。

  江:这个语言点的出发点是什么?

  李:出发点是从中国的古文字中转换出一种生命的有机体。这个生命的有机体,我认为它是会演化的,我通过一个演化的过程,再来搭建一个我自己形象语言的体系。这个体系实际上是通过四个系列来完成的,一个《红树家族》,一个《种植计划》,一个《种植躯体》,还有一个《红色日记》。

  江:1995年之后你创作了《中国手姿》系列作品,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迹象开始出现了。从这些作品来看,我感觉到你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现象,在这些作品中我觉得有意识形态的情结,但更多的一个方向是开始关注消费文化问题,我这个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后来这个作品被纳入“艳俗”的范畴里面,你觉得把你纳入艳俗艺术之中是否准确?

  李:我95年开始做《中国手姿》的时候 ,“新形象”系列也在做,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从另外一个口,从消费文化这个口子切入的。做了一些作品之后,给老栗看了,刚好他要组织一个展览,就把我纳入这个展览。老栗他觉得不错,还建议画幅更大些,可惜我当时出版工作任务重,没时间画大的。

  江:你觉得把你归纳成“艳俗”准确吗?按照他所阐述的那个针对点。

  李:他有他的理由。每一个对我作品解读的人,都有他的道理。

  江:你创作的时候是从消费文化的出发点出发的吗?

  李:我是想带着现实的问题去工作,现实问题那时候就是消费文化的兴起。我用了一种并置的处理方式,把敦煌艺术中菩萨的手姿和当下的消费品结合到一个画面。

  江:并置实际上是“波普”的处理方法。

  李:对,是“波普”方式的。只不过画中主体形象不是来自消费形象,而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形象。

  江:回头来看,你怎么看待艳俗艺术的这段历史?

  李:它发生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艺术家身上。只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大国中间是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有强大的资本主义的那种狂野性在里面奔腾。也可以把它叫做集权资本主义。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现象。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社会体制结构中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化学反应不同于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那么反应后的生成物肯定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所导致的结果,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里面包含的这种张力,它所产生的那种特殊的气息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

  江:“艳俗”从文化脉络上实际上是从“政治波普”和“玩世”中下来的,比如色彩感觉、语言等方面。并没有本质上的一个超越,在理论归纳上也是没有提出新认识。

  李:我觉“艳俗”它与“玩世”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从“政治波普”下面出来的。

  江:“玩世”也是 “政治波普”的一个变种,它们在文化针对上是相同的脉络。

  李:可是我们从创作时间上看,“玩世”比 “政治波普”还要出来得早点。艳俗和波普,倒是一脉相承的,应该属于波普的一个变种。玩世是比较生活化的东西,来自于身边的生活;波普来自于文化图像,在方法论上是不一样的。文化态度上面,就是你说的文化立场、文化脉络上面,他们还是有关系的。

  江:2000年之际,你又创作了数码作品《红色日记》系列,从这个作品的名称上来看,你是在表述一个意识形态的情结吗?

  李:取《红色日记》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因为我在三维数码形体上用了古代皇室的红色印章做质地渲染。我当时用这类印章确实有一种权力的隐喻在里面。

  江:在2001年的时候,你好像有一个过渡期,在思考一些问题,从《躯体》系列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在过渡,然后到2002年的时候,你一下就进入到了一个清晰的思路里面,我们观察到2002年的作品已经进入了目前这个系统里面,那些作品已经很明确地使用黑白色彩。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你开始重新运用那些文革人物的符号呢?跟你个人的情感有关,还是有另外的思考?

  李:《种植系列》我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种个人语言形象的推演这么一个想法,那么一个问题结束了就会开始另一个问题。其实,我在90年代下半期就想开始对个人经验进行处理,通过一些笔记与草图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我当时有一个障碍,就是一直在想我这个东西与“政治波普”的区别在哪里?后来我就不管这些东西了,觉得不需要管这些东西。因为,我一看到我年轻时候的一些照片、一些图像,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要去重新书写与整理的欲望。我觉得这种欲望才是重要的。

  江:它与“政治波普”的不同点又在什么地方?

  李:“政治波普”是把文革资源作为一个反讽和解构的对象来处理。而且,它大量使用了意识形态非常强的符号。我主要做的是日常化的东西。就是普通人在那段特殊时期的生活。实际上我要表达要整理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历史。

  江:你个人历史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李:对,我10岁到20岁,也就是1966年到1976年,这段正是我思想的形成期。那个时期,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一种亚宗教状态,一种迷幻兴奋状态。现在这个状态完全消失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是这种状态使我要重新把它清理一下。

  江:你整理这种状态对你个人而言,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

  李:治病吧。做这些作品对我来说能够得到一些疏解。我们现在的生活很无聊,我通过作品回去一下还会有种踏在土地上的感觉。

  江:目前你所创作的《云上的日子》等等这些作品,在语言上你是有意识地在追求一种什么效果?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有里希特的影子,但是又完全不同,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你的作品在语言表达上与李希特的根本差异在哪里?你运用这种语言方式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想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李:其实这些问题都应该由批评家来回答的。我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前的“新形象”讲究的是如何的与别人不一样。现在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重要,风格的建设不能说是个可笑的问题,但对我来说,至少不再是个什么重要的问题,只有在你的场子中讲你自己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江:你是说那种场对了。

  李:里希特多冷静多客观,我差得远了。我在那个场子中是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有点像吸毒一样的感觉。我年轻时候是相当的热血沸腾的,当知青时十分羡慕那些去草原当知青的人,蓝天白云,有马有草原,有枪打黄羊。可惜我们南方的知青去不成,只好在一个乡下的水库边上与几个伙计搞点原始共产主义试验。

  江:但是你还有那种很美的感觉,又想去吸。

  李:也不可能去重新吸它了,只能是种反刍的动作。我是再造了一种现实,是我记忆中的现实,而不是图像本身的复写。

  江:所以你把故事发生的场景全部去掉了。加上这种弥漫的迷雾。

  李:对,基本去掉。

  江:更有一种梦境的感觉。

  李:那就对了。能有梦做多好。

  江:中国85之后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的“政治波普”思潮,在文化针对点上主要是也是运用文革时期的记忆符号,譬如毛和红卫兵等来针对意识形态问题,你现在重新来运用这些符号与“政治波普”的作品在文化针对性上有什么不同?这些作品跟今天的消费主义的现实状况有哪些联系?

  李:我其实很简单,就是艺术家个人的经验。但是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是有关联的。我生在新中国,有那个时代的集体经验,只是我不强调这一点。

  江:还是有一种人性化的东西。

  李:对,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

  江:但是所有的人看到你这个东西,还会认为它是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政治形象。

  李:人都是生活在政治中间的,我的东西也不可能够脱离这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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