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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信夫
北京四大城区之一的崇文区，无疑是由崇文门而得名的。崇文门原为元大都的十一个城门之一（当时名文明门），是南城三个门最东的一个。明朝改建北京城，将十一门改为九门；文明门的位置虽然未动，但改名为崇文门。清朝沿用此名，直到今天。这中间有许多遗闻铁事。
元大都城是用土夯成的(上古叫做"版筑")，下宽上窄，巍然屹立。开始建筑于1267年(元至元四年)，完成于1276年(至元十三年)，整整十个年头。因为是用土夯成的，于是产生了如何防止雨水冲刷城土的问题，后来用千户(官名)王庆瑞建议，"以苇排编，自下彻上"。就是用苇帘子自下往上覆盖，像人穿蓑衣一样，简称苇城或蓑城，并在文明门外设立了阴场。《析津志》载：每年都要"收苇以蓑城"，达"百万"(担)之多。今天崇文区内的草厂头条到十条，南、北、中芦草园(原名芦苇园)等地名，都与元朝的收苇场有关。后来由于元朝发生皇位之争，守城一方恐怕对方用火攻城，乃撤去苇帘。
元大都为什么开十一个门，南三北二，东西各三?正史上无记载。元末明初写成的《农田余话》(著者不详)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城三头六臂两足"的形状。稍后的张昱也写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似此，十一门是采用传说中哪吒形象的象征了。进城三门是"三头"，北城二门是"双足"，东西各三门是"六臂"。"幢幢十一门，车马如云烟"(清乃贤著《金台集》)，可见大都是非常热闹的。至于把大都设计为十一个城门的"刘太保"就是刘秉忠。他当过和尚，法号子聪，做官后改名刘秉忠。元朝最高统治者是信佛教的。刘由一个叫海云的和尚介绍，见到了还未继承皇位的忽必烈。刘跟着忽必烈打云南，伐南宋，很受忽必烈重视。忽必烈夺得皇位后，封刘为太保，参与国家大事。刘秉忠虽是佛教徒，但精心研究道家的学说，对于《易经》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宋代邵雍《经世书》中的"先天象数"都津津乐道。建筑大都城时，尤其在规划设计方面，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他为迎合元朝最高统治者"国运绵长"的狂妄、迷信心理，为发挥自己的理论，施展自己的抱负，从城门数目的设计上，来宣扬毫无根据的"神道设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刘死后葬在卢沟桥。
元朝的文明门，在当时又叫哈达门。《日下旧闻考》引晰津志》说："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大王为何许人，已不可考。"哈达"又讹传谐音为"哈大"、"哈德"，直到解放前还有哈德门牌香烟。在元朝，哈达门这种称呼，已超过了文明门。一些知识分子在写作时，认为"哈达"、"哈大"不够文雅，一方面利用它的谐音，一方面利用文明门在南城东端的地理位置，写成"海岱门"。明朝人蒋一葵写的《长安客话》说："泰山、渤海俱都城东尽境，元时以'海岱'名门取此。"海，即渤海、东海；岱，即岱宗，岱宗即泰山。唐大诗人杜甫《望岳》就有"伤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诗句。这两个地方都在东方，解释的较有道理。到了清乾隆时，杨从清著的《北京形势大略》又说：(崇文门)"又曰海岱，言山陬海皆梯航纳贡，税课司在焉。"这只是从明朝人史玄《旧京遗事》上"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一语而来。由于祟文门有个总课税司，就把"海岱"解释为"山陬海耀"，这是极为牵强的。但不管对"海岱"二字的解释如何，明清的文人雅士，甚至最高统治者都往往不用"文明"、"崇文、而用"海岱"。如明人卓明卿《登崇文楼》诗："城头初夜净氛埃，海岱分明望眼开，紫气半空时入座，秋声万里此登台。"登上海岱门，秋高气爽，紫气东来，眼开万里，何等雄壮！清人著的《白华堂诗录》："海岱瞻门高，风尘苦身贱。"以自己的"身贱"衬托、歌颂海伤门的高耸。因而从元到清不断有达官名士，居住在崇文门一带。如《宸垣识略》载：元朝御史王俨在文明门外东南里许，筑有别墅，"园地构筑，甲诸邸第"，更有一座"水木清华亭"，尤为出众。当时人许有壬记云：登上此亭"北瞻闉?(城门)，五云杳霭；西望舳舻(指通惠河上船只)，泛泛于烟波浩渺、云树参差之间"。可见当时文明门附近的盛况。死后被赐溢为"文正"的雍正进士、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的刘统勋(按清朝的溢法，"文正"最难、最少)，雍正赐他御制诗是"海岱高门第"，意思说刘是住在海岱门的一户高贵人家。《水曹清暇录》又记有名书法家张照(字得天)也住在崇文门外，"展宇宏深，有楠木厅"，极为讲究。不过，清朝时代的崇文门，已不是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和明朝初期的都城最南端，而是变成较为热闹的内城了。
经过是这样的：明燕王朱橡原来封在北京，在夺取了他的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以后，年号永乐，决定把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于是从1406年(永乐四年)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北京城。1420年(永乐十八年)建成。改建后的北京城，第一，把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向南移了0．8公里。原来大都南城城址，约在今天天安门广场北段，南移后成为现在的样子。同时把北城拆去，东西城也拆了一部分，另建了北城。现在的安定门外和蓟门桥附近，还有元大都土城的遗迹。第二，把土城改为砖城。元大都的土城虽然披上"蓑衣"，但苇帘子终不能抵挡雨水，所以在元朝一代，部分"城崩"的事经常发生，只在忽必烈时代的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内，就"城崩"八次。每次修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费不货。明朝改建的砖城也略呈梯形，下宽上窄，每行砖与每行砖之间，往上稍有凹进，以利雨水下流。第三，把元大都的十一门改为九门，南城三个门照旧，只把城门的名称改了，如文明门改为崇文门，直到今天。
到了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计划在整个北京城外，再建筑一道外城，结果困于财力物力，只在南城外筑成一条东西狭长的城墙，就是今天的东起广渠门、西到广宁门的外城，又叫罗城。这样一来，昔日北京城最南面的崇文门，就成为内城。街道店铺，住户人家，出人此门的官吏商人，日益增多。
清朝人关以后，在城建上沿袭明制。它为了调剂在京满人官吏的收入，"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见明史玄《旧京遗事》)。起初在《户部税则》中规定，行李不在纳税之列，"然而外吏人都，往往有应纳税之物，如续绸缎布等"。于是"征私钱以为免税之资"，甚至"虽无货亦征之矣"。关吏"又四出巡逻，得之指为漏税，加倍罚之"(以上均见《天咫偶闻》)。清朝陈康棋《郎潜纪闻》载："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指崇文门税局)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课税时，手续繁多，盘问备至，延误时日。一般小商贩，也须排队等候。天长日久，小商贩想出一个办法；根据自己货物多少，把税款插在帽沿上，走到关口，关吏取下银钱，立即放行。清人查嗣瑮曾有一首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这钱即归关吏私有。崇文门税局收入甚多，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以"献鲜"为名，每年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黄花鱼，十月送冬笋和银鱼，成为变相的分赃。当时又规定城内不许开"烧锅"，凡外来酒类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祟文门指定了十八家，由它们统一收售，统一纳税，俗称"十八家酒店"。酒税是很重的，一般酿酒小作坊，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在夜间胸前挂着装满酒的猪尿脖，偷偷爬过城墙，以避交高税。这就是"背私酒"的。背私酒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他们用脊背贴着城墙，用双脚和双手紧紧蹬着和扒着每行城砖微凸出的地方，一点一点往上"爬"，到了城上再用绳子把身体系下去。封建统治者的严重剥削，逼得人民九死一生地去谋取生路。所以当时称祟文税局是"鬼门关。
明末以来，崇文门外是比较热闹的，大小商贩，车水马龙。护城河水清滢，河上架有桥梁，河中游有画舫，两岸种着树木花草。绿柳迎风，红花邀月，秀丽非常。明人董喧有《夏日出文明门》诗："文明城外柳荫荫，百啭黄鹏送好音。行过御沟(护城河)回望处，凤凰楼阁五云深。"过桥不远为花儿市，"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装饰所需，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见《天咫偶闻》)。沿护城河往东，为太平宫，俗称蟠桃宫，每年三月，"都人治酌呼从，联镳飞鞚，游览于此"，"人眠芳草地"，"箭洒(投壶游戏)绿杨坡"(见清初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清末人震钩也说"太平宫庙市最盛"，"地近河埂，了无市聒，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许"。冬天，护城河上又是一番风景："寒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积雪残云，景更如画。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都人于各护城河下，群聚滑擦，往还亦以拖床代步。更将拖床连接一处，治酌陈看于上，欢饮高歌，两三人牵引，便捷如飞。较之坐骥乘车，远胜多矣"(见《帝京岁时纪胜》)。后来护城河水日渐淤塞，清政府及民国军阀又不加倍浚，往日胜景，一去不返。崇文门到蟠桃宫的交通，则改为骑驴；驴识道，不乱走，不用人牵，到目的地自有驴将行人接去，绝无差误。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夕。
今天，崇文门城墙已经拆除，护城河水改为暗沟流通。沿着城墙墙址，地面上铺成宽阔清洁的柏油马路，车马行人，昼夜不息；马路两旁，高楼耸立，绣帘翠幕中住着万户人家。地下筑有环城铁路，四通八达，电掣风驰，每天吞吐着几十万人次。这里与七百年前的元大都时相比，那是天壤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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