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旬的李致忠先生把身体前倾凑近玻璃橱窗，足有十几秒钟，他定定地凝视着。橱窗里，是台湾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的“典册载籍——古代图书精华展”中展出的两本《永乐大典》。“物见本主会说话”，这位古籍专家、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喃喃地说。他所说的“物”，就是对面橱窗里展示的《永乐大典》，以前，它们曾存于台北中央图书馆，称“中央图书馆典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永乐大典》”；“本主”自然指的是由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发展而来的今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从1996年以来，这已经是李先生第三次来台北故宫博物院与这里的《永乐大典》“说说话”了。

    其实，提起《永乐大典》，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谁又能不感慨万千呢？

    《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成书600年来，屡遭变乱劫难，先是其正本不知所踪，嘉靖末年抄录的惟一副本在清康熙年间便已佚失不少，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永乐大典》又遭兵燹，除大部分被焚毁之外，幸存残本被劫掠至英、美、法、日、俄等国，流散海外。

    台湾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永乐大典》可谓当年劫余幸存，藏于清翰林院。1909年，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最早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这批《永乐大典》随其他皇家藏书一道入藏该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危急。1933年，当时已更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接命令将部分古籍善本转移南迁至上海。1941年，这批图书再度精选，择一百多箱、近3万册珍品分批“闯出”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转运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这批《永乐大典》也因此远渡重洋。这次转移先后历时一年多，当最后一批装船出海三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所幸，穿越烽火连天的太平洋，这批珍藏最终安然无恙抵达大洋彼岸。而在24年后的1965年，出于各种原因，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这批稀世珍品被转运台湾。

    “运到台湾的《永乐大典》不是很多大陆文献中记载的60册，而是62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卢雪燕女士的这番话令大家有些意外。“这批从美国转运来的《永乐大典》大部分是保存完好的，只有少数题签丢失了。现在它们在恒温、恒湿的状态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其实，收藏在台湾还是大陆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它们是不是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利用。”台湾淡江大学汉语文化暨文献资源研究所所长吴哲夫教授的观点得到两岸很多专家的赞同。目前，除台湾故宫博物院保存的60余册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已将多年搜求到的其他161册《永乐大典》连同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各1册共163册全部原样影印线装出版。“能不能把这60余册《永乐大典》也影印，再现中华大地现存《永乐大典》的全部面貌呢？”李致忠先生问出的，同样是两岸学者对中华古籍“合璧”的共同期待。卢雪燕女士坦言，目前台湾还没有类似的计划。其实，类似《永乐大典》这样，同一种古籍分藏两岸的情况不胜枚举，就在《永乐大典》橱窗对面，展出的是明代钞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的上册，而日前北京举办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特藏展中展出的便是该书的下册。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苏轼一首《水调歌头》道出的是几许无奈。然而，在无奈背后，是更加深切的期待。40多年来，两岸同心，确保存世《永乐大典》无恙；或许，存世中华古籍的早日合璧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者 邢宇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