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山水画一代宗师李可染先生诞辰100周年。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贫民家庭。他创造性地将传统精神同时代风范、中国气派同西方语汇融合一体，以创新求变之胆，铸浑厚华滋之魂，在中国山水画革新事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的中国画，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一样，处在不得不变、不能不变的历史境遇中。一方面，它要承续古老的自成体系的绘画传统；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正视愈来愈强的西方绘画影响；它还要在精神气质、题材意境甚至笔墨手法上胜任现实生活的表现。
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此重任是共同面临的，而对于使命感更强的画家来说，压力则更大。许多先行者接受了时代的挑战，这其中有李可染的前辈，也有李可染偕行，他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中国画的革新。李可染是共同事业中的一员，同时又是杰出的一员。
李可染为革新做了最充分的准备。1942年他在重庆就认识到要从事中国画革新，必须具备对传统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因此确立了“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用最大勇气打出来”的基本路径。1946年，他认识到师从齐白石、黄宾虹这两位传统功力深厚的大家的重要性，从而投师齐、黄门下。可以说，李可染是在造诣精深的传统功力的基础上开始中国画的革新的。这是他与留洋归来的画家和旅行写生画家的最大区别。同时，李可染对西洋绘画又进行了深入钻研。他青年时在西湖国立艺术研究院师从法国教授克罗多和林风眠学习油画，对西洋美术史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路数很熟悉。西洋美术的修养使他具备了坚实的写生与造型能力以及对素描关系和光影、色彩的掌控能力，他长期在美术院校教授水彩和人物……这些修养与实践，又是那些纯传统的中国画家所不具备的。
李可染为革新进行了最艰苦的实践。1954年，他与张仃、罗铭赴江南写生三个月；1956年他上黄山、过三峡、溯嘉陵、上峨嵋，穿行旧栈道，夜住骡马店，历时8个月，行程数万余里；1957年与关良同赴德国写生四个月，由此在德国科学院举办了《李可染关良画展》，会场上罕见地悬挂了德国和中国国旗，李可染为此非常激动。1959年到桂林写生，餐风栉雨，对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于朝晖夕阴及雨雪阴晴中的种种变化深入观察、悉心体会、深情刻画……自1960年开始，他对写生积累进行“采一炼十”的熔炼陶铸，即使在“文革”期间，仍然借助风景图片和风景画册进行“山的研究”，并以无比坚忍的毅力，发愤练习自创的“酱当体”书法。他喜用的印语如“千难一易”、“峰高无坦途”、“废画三千”、“学不辍”、“白发学童”、“实者慧”等，表达的都正是这种苦学精神。他自称是“苦学派”，他把自己的画室取名为“师牛堂”，其内心的追求与决心，当不言自明。
李可染为革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可染是一个长于思考的艺术家。他能敏锐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的方法。他的思考总是充满睿智，辩证而不片面。他的学生们把他的讲话收集整理成画语录。他似乎对每一步革新的方向和任务都很明晰，对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都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坚定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从不动摇，对中国艺术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充满信心。他不是一个盲目的革新者，也不仅仅是个性与风格的表现者，他肩负了中国画革新使命且自信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四十年代他以墨戏人物简淡山水打进传统；五十年代后，他以积墨山水重新雕凿中国山水画的形象；人到中年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上路吧，并在上路之前请邓散木制印两方，一曰“可贵者胆”，二曰“所要者魂”。他对夫人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好梦。每次做梦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头了，又总是摔下来，从梦里惊叫吓醒。”当年走上写生之路时，他告诫自己“不与照相机争功”。他清晰地看见水墨氤氲的天气已经现出了鱼肚白。当有人说“中国画已穷途末路”时，他却预言“东方既白”。在与西画特别是油画较劲几十年后，他由渐悟到顿悟，浩然叹曰:“水墨胜处色无功”。八十年代后，他以泼墨淋漓的云山，幻化出宇宙间勃郁的生机。这位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的大师在进入耄耋之年后，有一种“会当凌绝顶”的快乐，于是他把一生对中国画和东方美学的全部领悟，化为一个新的斋号:“墨天阁”。他甚至不知老之已至，还在积极酝酿着“衰年变法”。在生命结束前十天，他把在京的弟子们召来，告诉他们:“我要变，变得吓你们一跳”。可惜，天不假年，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在画室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2岁。
今年是中国山水画一代宗师李可染先生诞辰100周年。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贫民家庭。他创造性地将传统精神同时代风范、中国气派同西方语汇融合一体，以创新求变之胆，铸浑厚华滋之魂，在中国山水画革新事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的中国画，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一样，处在不得不变、不能不变的历史境遇中。一方面，它要承续古老的自成体系的绘画传统；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正视愈来愈强的西方绘画影响；它还要在精神气质、题材意境甚至笔墨手法上胜任现实生活的表现。
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此重任是共同面临的，而对于使命感更强的画家来说，压力则更大。许多先行者接受了时代的挑战，这其中有李可染的前辈，也有李可染偕行，他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中国画的革新。李可染是共同事业中的一员，同时又是杰出的一员。
李可染为革新做了最充分的准备。1942年他在重庆就认识到要从事中国画革新，必须具备对传统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因此确立了“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用最大勇气打出来”的基本路径。1946年，他认识到师从齐白石、黄宾虹这两位传统功力深厚的大家的重要性，从而投师齐、黄门下。可以说，李可染是在造诣精深的传统功力的基础上开始中国画的革新的。这是他与留洋归来的画家和旅行写生画家的最大区别。同时，李可染对西洋绘画又进行了深入钻研。他青年时在西湖国立艺术研究院师从法国教授克罗多和林风眠学习油画，对西洋美术史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路数很熟悉。西洋美术的修养使他具备了坚实的写生与造型能力以及对素描关系和光影、色彩的掌控能力，他长期在美术院校教授水彩和人物……这些修养与实践，又是那些纯传统的中国画家所不具备的。
李可染为革新进行了最艰苦的实践。1954年，他与张仃、罗铭赴江南写生三个月；1956年他上黄山、过三峡、溯嘉陵、上峨嵋，穿行旧栈道，夜住骡马店，历时8个月，行程数万余里；1957年与关良同赴德国写生四个月，由此在德国科学院举办了《李可染关良画展》，会场上罕见地悬挂了德国和中国国旗，李可染为此非常激动。1959年到桂林写生，餐风栉雨，对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于朝晖夕阴及雨雪阴晴中的种种变化深入观察、悉心体会、深情刻画……自1960年开始，他对写生积累进行“采一炼十”的熔炼陶铸，即使在失去创作自由的“文革”期间，仍然借助风景图片和风景画册进行“山的研究”，并以无比坚忍的毅力，发愤练习自创的“酱当体”书法。他喜用的印语如“千难一易”、“峰高无坦途”、“废画三千”、“学不辍”、“白发学童”、“实者慧”等，表达的都正是这种苦学精神。他自称是“苦学派”，他把自己的画室取名为“师牛堂”，其内心的追求与决心，当不言自明。
李可染为革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可染是一个长于思考的艺术家。他能敏锐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的方法。他的思考总是充满睿智，辩证而不片面。他的学生们把他的讲话收集整理成画语录。他似乎对每一步革新的方向和任务都很明晰，对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都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坚定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从不动摇，对中国艺术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充满信心。他不是一个盲目的革新者，也不仅仅是个性与风格的表现者，他肩负了中国画革新使命且自信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四十年代他以墨戏人物简淡山水打进传统；五十年代后，他以积墨山水重新雕凿中国山水画的形象；人到中年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上路吧，并在上路之前请邓散木制印两方，一曰“可贵者胆”，二曰“所要者魂”。他对夫人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好梦。每次做梦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头了，又总是摔下来，从梦里惊叫吓醒。”当年走上写生之路时，他告诫自己“不与照相机争功”。他清晰地看见水墨氤氲的天气已经现出了鱼肚白。当有人说“中国画已穷途末路”时，他却预言“东方既白”。在与西画特别是油画较劲几十年后，他由渐悟到顿悟，浩然叹曰:“水墨胜处色无功”。八十年代后，他以泼墨淋漓的云山，幻化出宇宙间勃郁的生机。这位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的大师在进入耄耋之年后，有一种“会当凌绝顶”的快乐，于是他把一生对中国画和东方美学的全部领悟，化为一个新的斋号:“墨天阁”。他甚至不知老之已至，还在积极酝酿着“衰年变法”。在生命结束前十天，他把在京的弟子们召来，告诉他们:“我要变，变得吓你们一跳”。可惜，天不假年，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在画室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