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06年12月13日下午3点整，我们如约来到了“艺术中国”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一辉，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艺术家，画僧史国良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艺术中国”欢迎史老师，并与网友朋友们进行聊天互动。

史国良：阿弥陀佛。

主持人：我和史老师见面是两周前，在史老师的画室里最吸引我的是整整一面墙的书架，大部分都是艺术类的书籍和画册，这些艺术类的书籍和画册对史老师平时的创作有没有什么灵感和启发？

史国良：这是一方面，对于所有从事艺术的朋友来说，无论是美术、音乐还是舞蹈、文学，读书是增加软功夫最重要的一方面，硬功夫是你所从事的专业。软功夫是文化，增加你看生活的深度以及看文化的角度、对生活的敏感度，方方面面，烘托你硬专业最有力的手段，是一个补充。

主持人：您今年或者在最近几个月里有没有创作一些新的作品？比如比较大型作品，或者您参加过什么样艺术类活动？

史国良：我一直在进行创作活动，基本上没有停下来，我在好多年以前开始画西藏，也画了很多年西藏，去了很多次西藏，我一直梦寐以求想画一组以大昭寺为主题的西藏，希望观众跟着我的画笔，我带着信徒们在寺里走一圈，参加各种礼佛的活动，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把大小不同的画展现出来。因为信徒们心目中的圣地是拉萨，拉萨的中心是大昭寺，大昭寺的中心就是那尊佛像，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去的释伽牟尼的12岁等身像。可以说拉萨这个地方成了中国所有佛教徒的圣地，尤其是信仰喇嘛教和黄教的圣徒们，如果可能的话，每人一生都要来一趟，所以很神圣。所以我一直想画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去拉萨路上，如果坐汽车走进去，经常会看到一家子，或者两三个，成群结队的人，一边磕头一边往拉萨行进，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几千里地一路磕头走到拉萨。我很感动，也很希望从我的画里感受到这样的壮举。

主持人：我们期待着您的大作。

史国良：也开始陆陆续续画了一点，有机会会展示出来让大家分享。

主持人：在您的艺术生涯当中，您的创作和努力是得到大家公认的，您是非常努力的艺术家，您创作一幅作品有没有固定的周期，还是完全灵活地，凭借着您的灵感进行创作？

史国良：没有什么周期，根据灵感很重要，灵感来自于生活，深入生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感受、感触。一般来说，做人要很有情，而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很多情，只有你多情的时候，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只要达到有情，你对生活才不那么冷漠，这两点很重要，主要来自对生活的感受，来自对生活的软功夫，即文化方面的积累，这方面积累得深厚还是浅薄，直接影响表达的深度，灵感的可读性多少都与此有关，硬功夫是否扎实也影响作品的深度和精致与否、感人与否。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在画坛当中您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画家，并享有“画僧”的美誉，我知道您有一个法名叫做慧禅，有很多的网友朋友想知道这个法名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史国良：每个出家人都有一个法名，在出家的时候师傅就已经起好了，因为我在海外出家，是在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的麾下，本来这个名字不是起给我的，台湾过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叫陈成，他的儿子叫陈吕安，那一年陈吕安想出家，师傅给他起的名字叫慧禅，结果他那年没有出家，去竞选总统了，所以就把名字给我了。我就有这么一点因缘，后来他的儿子出家，跟我同科的戒兄，我跟他讲起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同科就是指同一届，比如我们这个戒场，今天要传戒，大家从四面八方到这儿来受戒，出家的时候要点僧蜡，我是95年出的家，96年受的戒，我的僧蜡从95年开始算，戒蜡从96年开始算，同时受戒的弟兄们叫做戒兄。

主持人：您出家这件事，按照普通人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事业上的顶峰，希望在自己事业的顶峰上多做停留，保持住自己比较好的状态，但您恰恰相反，在自己事业最为辉煌的时间段选择踏入佛门，不仅更多人产生了困惑，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什么样力量的趋势使您做出这样的决策？

史国良：我出家也不是突然间冒出的怪念头，也有多年基础。我首先是受画僧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影响很多年，一直很崇拜画僧，我们到敦煌、龙门石窟，被佛教艺术震撼，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有很多的启发和启迪。比如我到西藏，每次去西藏都被震撼，西藏文化除了神秘以外，还有一种力量。进西藏的路上看到很多朝拜的人，就把你的心抓走了。那时候我画西藏很痴迷、很忘我，不顾一切，完全陶醉其中。

我一直想做一个喇嘛，因为喇嘛是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的神，他可以把他们的心展开，和我们的距离拉近。我所以想做喇嘛，多种原因凑在一起的时候，一旦这种因缘一来，可能就不能自制了。

还有一点，我对佛教文化很感兴趣，比如说从形式上，我喜欢听梵器的敲打声和唱颂声，穿宋朝传下来的服装，腰间的飘带被风一吹，很美，头上点一排排戒疤，燃一柱香，一打坐就进入了状态，也被形式上的这种美感震撼过，所以有一种向往。

当然出家也需要勇气，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现在也有这样的现象，他们喜欢谈禅论道，谈形而上，谈精神，尤其在当下社会转型的时候，人心也比较浮躁，都追求清静和解脱，所以很容易走到这上面来。何况每人从事专业，严格讲，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专业的时候，达到痴迷忘我、不顾一切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宗教境界，很容易就迈进来，我就是在这样状态下进入的。

主持人：我仍然觉得您这样做还是一个很有勇气的选择。

史国良：对，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很勇敢。与我同时期成为居士，很早在一起谈禅论道的同行们没有做到这一步。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

主持人：您在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关于到印度的文章。

史国良：对，因为印度是佛祖释伽牟尼诞生地方，在尼泊尔境内，也是所有佛教徒的圣地，到那里朝圣，感觉佛教的影响我觉得很重要。那时候我是有神论者，佛对于我来说像神一样，是带着光环的。真到了那里让我感到很震撼。比如说灵鹫山，在《西游记》里说了多少回了，雷因寺、如来佛、大鹏金翅鸟，都是当年在《西游记》里经常出现的环境。可是真正到那里去的时候会发现，远不是那样，大鹏金翅鸟其实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石头，一个岩石在山顶上，远处看很像一个老鹰，其实那就是原型。雷音寺那个地方，据当年说佛陀对着十万众讲经，但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地方，除了一点残垣断壁以外，坐上50个人都嫌小，如果真的是神，可能容纳十万众，因为围绕一下山头，一个个山头真的像十万人在听真经一样，可能是这样想出来的。还有雷音寺，应该是很辉煌的，其实就是在岩石下面的洞里面。后来我觉得很感动，那时候很艰苦，吃饭的时候需要化缘，走到山下多少里地去化缘。虽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神仙，但是找到了出家人的精神。佛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500年前印度是多神教的地方，从这里慢慢的向外传开。

主持人：据我们所知，您在学生时代也曾经是蒋兆和先生、黄胄先生和周思聪老师的学生，他们也都在画坛上享有盛誉。不知道您的艺术之路和人生之路有没有受到他们特殊的影响？

史国良：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我是学院派的第三代，第一代是蒋兆和、黄胄他们，他们把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和素描跟中国的传统绘画形式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画种，在他们之前中国的人物画非常弱，没有解剖也没有透视，歪歪扭扭。有了这种新画法以后，这种人物画才确立以来，成为学院派挂头牌的。第二代画家，像周思聪这样的人，在学院派底下培养出来的人，到我这儿是第三代。

我们这些老师具备很多美德，有爱心、有责任心。我们那个年代虽然物质很贫乏、很单调，但是那时候又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大家很单纯，很多大师都在世，今天被很多美术界认为大师的，像圣人一般的老师当年都教过我，所以我很荣幸。那时候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是一种爱，是一种负责任，很爱才，一定要把你培养成才，把自己当成梯子，把自己的肩膀奉献出来让学生踩，很伟大。

主持人：所以刚才您说，一个艺术家的诞生和他存在的时代有非常大的关系。

史国良：对，你赶上那个时代了，赶上特殊历史时期，在特殊时代的一些主角，是你的老师，他们培养过你，这是很幸运的。

主持人：听说您在大学毕业后，也曾经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过一名老师，能否谈谈这个方面？

史国良：我在1978年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我那时候在全国的研究生里是最小的一个，只有22岁，应该说是被破格录取，在那儿学了两年后就分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老师。是一段很奇特的经历，我这个人比较自由散漫，很随性，性情中人，不喜欢被规矩框住。喜欢到军队的原因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当兵，但是自己当不上，对穿四个兜的干部感到很神圣，因为管我们的人都是有四个兜，我就有一种儿童心理，想当解放军，真正要我去的时候一点没有犹豫就去了。去了之后就知道我不适应，他们每天要开会，风纪扣要系，我的脖子比较粗，风纪扣系上特别难受，所以经常被人家揪出来。再一个是开会太多，规矩太多，不适合我发挥，所以在那儿待了5年，我就转业到北京画院去了。

主持人：你在北京画院也是一名专业画师？

史国良：对。

主持人：从事专业创作吗？   

史国良：对，完全从事专业创作，专业创作，完全的专业画家。北京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画院，第一任院长是齐白石，后来是叶恭绰等等，成立的时候是经国务院批准，总理参加成立大会，在中国画院里它是最重要的一所画院。

主持人：想必您的成功之路也不是那么的平坦，一定经历了很多的崎岖和坎坷？

史国良：对，每一个艺术家想成功，后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和苦难，如果用文学的话来讲，后面的脚印都是歪歪扭扭的，都灌满汗水，一定是这样。

我的经历赶上了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给我了很特殊的烙印，我那时候正在读师范的一个美术班，当时我们学校三张票，一张票给了我，不是因为我画得好，鼓励我，是因为让我走白专道路，让我受教育去了。
我第一次到北京饭店，也是第一次进城，而且第一次看了这么多大师的原作，完全被震撼了，回来就画了很多小桥流水、黑松树什么的，这样一下子被抓了典型。说别人没看过黑画的，今天我们就搞一个黑画展，那次等于我是到每个班做检查，挨批斗，不让我入团，受到了很多打击，这只是其中一种。

大家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叫安东尼奥尼，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他和我拧在一起，有一次我到北京站画速写的时候，被一个解放军战士发现了，他看我画一个地方就跑，还老用碳笔画，画黑画。结果他就给我汇报去了，结果派出所和工宣队的民兵把我抓走，送到北京站去审查，他们审了四个小时，问我为什么画黑画，你的老师是不安东尼奥尼，是不是有人指示你画的？我相信那时候的画家都有类似的经历，被人抓走，画山水的被认为是画地图的，搞测量的，这种事特别多。

主持人：据说你画的速写曾经需要用麻袋来装，是这样吗？

史国良：是，这很正常。我们那时候画画不是用本画，也没有钱买本，一个本的成本很高，我们到废品公司买下脚料的白报纸，0.25元一公斤，一个月买10公斤全都画完，一个月要画十公斤的速写，几年下来要装好多麻袋。我想每一个专业人员想成功，想把硬功夫练出来，都要经过这一步，看芭蕾舞演员要做出优美的姿势，他们练得脚腕子都是畸形的，这样才能站在舞台上，胯跟正常人也不一样，要掰开，这两种畸形，没有十年、十几年的功夫是练不出来的，在掰胯、掰脚，练这种基本动作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练的时候都要吃很多苦，这不算什么的。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应该在1979年，跟中央美院去写生，那时候您是因为西藏人民的一种纯朴虔诚深深打动了您，还是什么原因，总之您和西藏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缘？

史国良：对，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看过西藏电影《农奴》，完全被震撼了，他们的环境、形象、以及宗教吹号的喇叭声，还有大佛手里刷上金的时候，那种强烈的效果震撼了、刺激了我。再有，我的老师画新疆，他不希望我像他，齐白石说过这样的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老师可以，但是完全像他就一定死，没有了自己的特色。他画新疆我就画西藏，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去的。

主持人：我们在今天的采访之前，还特意走访了几位熟悉你的朋友，据他们说，史国良先生去趟西藏就跟我们去王府井一样，昨天和你说要去西藏，没准儿今天你再见他已经风尘仆仆地从西藏回来了，不知道您是怎样被这片部遥远的土地所打动的？

史国良：是这样的，西藏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对它有点痴迷了，我快到西藏布达拉宫顶的时候嘴就哆嗦，我去西藏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颜色，突然看远处有一片白色、红色、绿色，其实就是一个姑娘走过来了，听见她唱歌，特别感动、特别喜欢。因为那个地方长期放牧，没有人和她交流，人在没有颜色的环境里情绪会消极，就会喜欢大红绿的颜色。所以一下子我就喜欢这个地方了，我就想，我会一辈子画这个地方。

主持人：你正好说到唱歌，我突然想起来，据说您唱陕北民歌？

史国良：对，因为我经常多带学生下乡，跟当地老乡聊天的时候听他们唱酸曲，大家都非常喜欢，就跟他们学。艺术家可能都是这样的，喜欢姊妹艺术形式，搞音乐的喜欢画画，搞画画的喜欢音乐，都是互相的。在我画画的时候音乐给我带来很多欢乐，人家问你的形象是怎么画出来的？我说，每个人都是我唱出来的。

主持人：您有一幅作品《刻经》，我们不得不提，曾经获得蒙特卡罗现代艺术大奖，您也因此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嘉奖，可以说这幅画是你的吉祥之作，为您带来了很多的荣誉和成就。

史国良：是的。

主持人：我们想问，您当时在什么样的灵感的激发下才能创作出这样经典的艺术作品？

史国良：完全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得到的灵感和启发。去过拉萨的人就会知道，在布达拉宫周围，甚至在八角街的广场上，大昭寺门前，会有很多很多的老人、孩子，甚至一家人在那儿在刻石板。有一首歌《敖包相会》，敖包就是很多的石板堆成的，在那儿拜佛、颂经，做佛事的活动，所以他们就刻这些石板，刻的都是嘛呢经文，都是祝福的意思，有的是六字真言，有的是扎西德勒什么的，都是在做这种事。可以说，他们多少代多少年都是这样延续下来，在拉萨这也可以说是街头一景，很容易就感动了我们。
我想可能对西方人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没有来过拉萨的人会很好奇，这幅画我不认为是我的代表作，获奖我也认为是偶然，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但是这个荣誉很好，又可以说它又不是只对我个人，因为它是对中国画这样一种形式的认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在国外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奖项，国家也比较重视，就给了我这种荣誉。

主持人：我们听说这个作品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不是您亲自送去参展的？

史国良：是，到我参加的时候已经是23届双年展，在我之前有一届，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年参加，没有人得奖。第二次又邀请我们参加，也没有人认为可能会得奖，只是那时候这样的机会很少，能跟西方交流，能参加展览已经很神圣了，大家都拼命努力要参加这个展览。我专门为这个展览去画画，我当时画的是毕加索，画一个和平鸽，认为是国际题材。其中也有这张画，等我送画的时候，因为画要裱，老不干，等干的时候评审已经完成，结果评委们说，说史国良专门为这个展览画的，我们再看一看。结果两张画一摆在那儿，大家都选了《刻经》，先是国内的人选的，然后再送到大使馆，再送到国外。没有想到它会得奖，我觉得带有偶然性。 

主持人：下面问一个热点问题，前段时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了史国良先生打击假画的事件，不知道这件事情最近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是史国良先生赢了假画官司。

史国良：假画官司从8月20日到现在，经过四个月的努力终于赢了。我觉得赢得很窝囊，并不是特别让我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我的身体比较差，强直性脊柱炎耗尽我太多时间和精力，我就接受了这么一个道歉，就算是赢了。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造假可以说由来已久，千百年来就一直有，很多人把这种事当作一种文化轶事在说，并不认为它很丑陋，那时候造假是一个人，是手工行为，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危害，所以成为一种文化趣事也可以理解。但是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艺术市场逐渐在升温，参与的人越来越多，造假的也越来越多，不但是个人造假，甚至是集体，产业化一条龙，高科技、电脑、激光方方面面结合在一起，危害就大了，给很多人造成伤害。比如说一个工薪阶层，凭几年的工资买一张画，结果买了假画，这张画成本可能就30块钱，但你花了10万、15万、20万块钱，甚至买一个大名头的作品，可能这一辈子就翻不了身了。这个危害非常大，有的人真的倾家荡产，刚买的房子就要卖了，还画钱。这个危害比买金佛爷、买假光盘、买盗版书的危害大得多。
由于我们国家的拍卖法不健全，甚至有些漏洞，有很多的造假人或者拍卖公司把漏洞当成保护伞，做了很多手脚，画家自己的权益和知识产权、著作权得不到保护，买家的利益也得不到保护，国家信誉更不用说，鉴于这种情况，画家应该出来维权，对方方面面都是好的，对促进社会的进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主持人：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支持史国良先生这次打击假画肃清艺术品市场的行为。刚才有几位网友的提问希望得到您的回答。

网友：我是一名准备考国画专业的学生，我觉得将来搞国画不太容易生存，您如何看待？

史国良：也不是不容易生存，看您能学到什么程度，现在国画专业比较混乱，由于“八五思潮”以后，原有的好的学院体系被颠覆，大家对传统、基础的训练和要求就比较淡化，甚至有些美院把解剖、透视课取消，有些人提出“三要三不要”，“三要”是要现代、要个性、要创新，“三不要”是不要传统、不要生活、不要造型。完全的自由发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音乐里有五线谱，美术里也有五线谱，如果你不识谱，歌就没法唱，如果你不懂得基础的美术的五线谱，也没法画。如果你选择国画系，是这样一种方式，从基础入手，从传统入手，深入生活，这条路是非常好的路，只是不要被现在很多的思潮，或者现代观念干扰，这依然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网友：您有没有画过类似油画之类的作品，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绘画方式进行创作？

史国良：以前画过，最早画毛主席像，都是用油画，甚至后来也画过宣传画或者广告画。

网友：我对国画上个人的印章比较感兴趣，是不是每一个国画家都有不同的印章？

史国良：有很多，齐白石有三百石印，他的图章比较多，远远不止三百个，有的比较讲究的一年换一次，为了防止别人做假，甚至每年有一个特殊的图章，比如说生肖图章，鸡年用剪纸的鸡，给造假者增加一点难度。

主持人：相当于个人标签。

网友：您出家当和尚是不是会有戒疤？

史国良：有，头顶上就烧了很多，有很老百姓不知道这个是戒疤，他们叫“点”，问这个和解放军的肩章有什么不一样，是什么级别，九个点和十二个点是什么级别，甚至有人问我这个点疼不疼？问什么的都有。

要点戒疤，戒疤是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在大陆基本被废除了，由你自愿，不强迫，点的时候要把头剃光，画上印，找好位置，最初用香头，烧了以后放到头顶上，有时候蘸一点牙膏或者枣泥，让它稳住，有的什么也不蘸，就摆在这个地方，要烧净了以后再拿掉。我第一次烧的时候非常疼，快烧到头顶的时候轻轻推了一下，就像拿烧红的铁丝在捅一样，一下子就进到头里面去了，当天晚上疼得受不了，就肿起来了，就拿西瓜皮、黄瓜切成片，贴在头上。

网友：您在国外生活的这几年当中，您感觉国画和外国的绘画作品在风格和绘画技巧上到底有什么相似和反差比较大的地方？

史国良：中国画首先是水墨画，跟西画不一样，这是一大区别。从画人物来说，表达感受是一样的，都属于人文主义，人性化、唯美的、不同形式的，这是一样的。拿小说来说，中国有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西方有《茶花女》、《羊脂球》，国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手法不一样，说的都是人世间的事，人性上的、社会上的事，人丑恶的东西，人格完善的东西，高尚的东西，真善美的东西，在这方面是一样的。

主持人：刚才回答了几位网友的问题，书归正传，还是继续问关于假画这件事情。您也是因为这次假画事件周而复始的奔波和折腾导致以前的旧病复发，我们想知道事件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压力，促使您如此疲惫？

史国良：现在假画要牵扯了很多人的利益，从做假、卖假、到拍假可以说是“一条龙”，我说，这条龙以前是死的，只是一个链条，现在变成龙了，已经成精了，活了，很难治它，因为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按你动了其中的一环，所有人都要打你，骂你，谴责你。甚至我开一个博客来打假，以前看过我的博客的人都知道，上面有很多谩骂的语言，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最主要的一点是你牵动了这些人的利益，甚至给制假者造成一种压力，他们有一种反弹。以前我只是想出一口气，他们认为画家自己的画说了不算，要由工商局、版权局确定这个画是真是假，我觉得这非常荒谬。比如我现在给你画一张画，你拿到门外，人家说这是假的，你就没办法证明这是真的，就没有一个科学鉴定来保证你说的是真话，你说这张画是真的，画家不能说，画家也可能做假，专家更不用说了，很多人看到过这种专家，为了一点点利益，花五百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做假的证书，甚至到街上，13X就能买一个证件。所以，就不能保证买画的投资者的利益。如果你要制止这些事，很多的链条都会发生反应，这些反应都会把矛头指向打假的人。我想，可能不光是我一个人在打假，也不是一家拍卖公司在拍卖，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艺术市场是非常过热地在发展，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在维权，开始打官司，制止假画上市，甚至一些已故的画家家属在维护权益。如果说已故画家，他已经死了，没有办法鉴别自己的画，你可以用各种理由阻止人家打假，而我自己还活着，我看了我的画，证明它是假的，连这个权利都不给我，我觉得非常可笑。历史上存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名作，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就不能说是真的假的，画家自己也没有说，专家说就更不能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你说是真的假的？没有一个科学的考证。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已经是颠倒黑白了，到了一个必须要说，我们一定要发出点声音，否则这种事情会愈演愈烈。

主持人：据我们了解，您在这次事件当中，特别是在对画要有一个鉴定的环节当中，有很多麻烦，您自己画的画，自己说真说假都没有用，但是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去做鉴定，结果导致了中间有很多的波折？

史国良：原来咱们有一个笔迹鉴定中心，但是只有一个专家，还退休了，所以这种鉴定也没有了。比如说我要提出证明这个画的真假，拿到专业单位去，比如说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院、北京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这种具有专业资质的地方进行鉴定。但是在法律上，这些单位不具备法律资质，要走公安局鉴定犯罪笔迹的程序，按鉴定手印的程序来鉴定画的真假，这多可怕，我不能因为画一张画就割一点血在上面，来鉴定我的DNA，还没有这种可能。
在西方就不是这样，国际规则对这种造假、对诚信的缺失、道德品质上的漏洞的处罚的力度非常严格，每个人在社会都有一个社会保险卡，这个号跟你的各种档案联系在一起，跟公安局、税务局、甚至银行，全都联网，你只要有一点问题出现，黑点就记在上面，办别的事就会非常麻烦，大家就会怀疑你的诚信度，信任度有多少，你的品质有问题。因为大家不让自己的档案上出现黑点，大家都很慎重，没有人敢越雷池冒这个险，尤其一些拍卖公司，如果出现了道德问题、诚信问题的时候，那是不能原谅的，甚至判的刑比卖白粉、杀人都严重，那你就完了。中国的法律还不够完善，有很多东西还缺失，还不能和国际接轨，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也产生了知识产权的问题，很多国家在抗议我们在这方面的维权不够，法律监管不严，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如果国内可以从自己做起，先规范化，进入国际化，对将来加入国际的大市场，就会非常好。

网友：您喜欢宠物吗？

史国良：我什么宠物都喜欢，除了蛇都喜欢。我以前养猫、养狗，特别喜欢小活物。

网友：在获得艺术上成功和认可之后，您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史国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我原来很多的生活，很多的忙碌一个是为了我的艺术，一个是为了生存，一旦生存问题被解决后，反而一段时间不适应，一段时间觉得好象少了点什么，但很快可以正过来，把脚落在地上，把重点放在使自己的艺术更完善，甚至有一种力量回馈给社会，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网友：我准备报考中央美院，您能否谈谈在选择专业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和值得考虑的地方？

史国良：我不知道这位学生曾经学过什么，喜欢什么样的作品。不管学哪种专业，首先基础很重要，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在训练基本功方面不要怕吃苦，真的是一个汗珠子摔成八瓣来努力。我们常说艺多不压身，不管是哪个行当，这一点不能变。如果选择了国画专业，多看一点传统的东西，山水、花鸟、人物，都可以好好看，或者读点这方面的书。西画有很多画册，我国进口的西画画册很多，给自己在这方面增加一点印象。

网友：您对中国艺术品市场宣传有什么看法？

主持人：这是不是会对大家辨别真假画有一些关系？

史国良：还不是，很多人以为宣传就是炒作，一宣传多了就是炒作，如果炒作多了，大家会认为你的人品不好，艺术就庸俗了。其实不是这样，宣传跟炒作是两回事，推销推销，有“推”才有“销”，要广而告之，这么好的东西在箱子底下放着，烂了也不知道。这么美的东西应该拿出来让大家分享，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这是一种美德，应该多多的宣传和推广，让大家了解你，也让大家分享你的精神产品。据我所知，拍一部电影都要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甚至我还听说，宣传费有时候比成本还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在街上问一百个人，“你知道黄宾虹是谁吗？知道吴昌硕是谁吗？你知道潘天寿是谁吗？你知道周思聪是谁吗？”我们把国内的大师都问了一遍，这些人的知名度是零，知名度还不如一个三流的小歌星，除了齐白石和徐悲鸿是文化符号，大家知道以外，其他人的知名度都是零，知名度都差到这种程度了，这就跟我们平常的美术观念有关系，就应该把这个观念打开，调整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多宣传、多推广，要理直气壮的去宣传，但是不要恶炒，在拍卖行把价钱炒得虚高，这是炒作，但是正常的宣传要多多做。

主持人：您也当了很多年的专业老师，是国家一级画师，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中央美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您手下已经培养过很多的学生，看着自己的子弟成才，作为老师有成就感吗？

史国良：我非常骄傲，也是我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功德，拿出家人来说，有人说，你是一个和尚，还管这些事吗？其实为超度亡灵跟教书育人，为活人着想是一样的功德，我更乐于做这样的事。我曾经写了很多教科书，是教画画的，还到很多地方上课，跟我的观念有关系。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周思聪，她教学生要有爱心和责任，我画画曾经用麻袋装材料，从五道口骑车到北京站画速写，每天下班就是这样，曾经带一卷画到周老师家去，有时候都11点多了还不走，老师打着哈欠对我说，“小史，你明天还要到北京站去画画，你今天累了一天了，要劳逸结合，要注意身体，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说我不累，你再给我示范一张画吧。周老师就说，“这孩子真是的。”后来我问周老师，你当时为什么不轰我走呢？老师说，你那时候正是在上进的时候，如果我的话说重了，会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我很感动。

主持人：老师也是用心良苦。

史国良：对，我也是按照老师传承下来的这样一种美德传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