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秦汉帝国崛起于亚洲东部，而古罗马在欧洲也逐渐走向繁荣。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和前进的，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实践和比较之后，秦王朝确定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路，“汉承秦制”，汉王朝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社会制度，并且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进，将古代中国推向第一个巅峰；而古罗马在经历了最初的共和制实践之后，后来也走上了帝国之路。最终，不同的国情和发展模式殊途同归，都把自己的国家推向全方位的辉煌，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以及对外交往所达到的水平都是空前的。它们都以倾国之力建设了自己的伟大首都，又以各自首都长安、罗马为中心，发展出云蒸霞蔚、博大精深、泽被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并进一步诞生出伟大的文明成果。亚欧大陆的两端出现了双峰并峙的兴盛局面，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因之而大大加速前进，整个世界历史为之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章。
长安和罗马有着很不相同的城市发展脉络。西汉都城长安是平地起城，它的选址经过缜密而深刻的论证，考虑的是管辖辽阔疆域的全局需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长安后来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表明了中国古代“人为选择都址”的建都理论形成以及这种理论的正确性。长安城的繁荣是由强有力的政治军事经济因素带动起来的，“先政治军事，后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得十分清楚。对比之下，罗马城是自然形成的都城，早在公元前753 年就已建城，从那时起就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基础，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终于变成古罗马之都，并在帝国初期达到全盛，它的发展脉络是“先经济文化、后政治军事”。因为城市发展脉络的不同，它们的文化发展脉络也不同，长安文化是在很短时间内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快速崛起，而罗马文化则是继承希腊文化甚至埃及文化而来，发展过程有几百年之遥。两种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既是都市文化，也同时是本国、本地区文化的代称，它们都因城市的发展而发展，都在国家强盛之际达到巅峰，都推动了各自的文明进程，并足以代表本国、本民族甚至本大洲的最高水平。罗马文明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一千年、二千年之后，对造就今天的欧洲文明功莫大焉；而汉文明也就是长安文明最大的贡献是，它哺育了世界最大单一民族――汉族的正式形成，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滚滚前进，这其中包括延用至今、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汉字。西方将有关研究中国的一切学问总称为汉学，实际就是对汉文明、对长安文明的莫大肯定也是长安文明历史影响的具体体现。
创造出长安文明的长安文化，代表了最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成为长安文化的基石，但诸子百家的学说实际并没有完全被罢黜，只是被放到次要的地位或者被融入儒家之中。长安成为战国以来各种学术文化的最大中心，亦即中国各种学术文化的政治试验场以儒家为核心，就形成了一种内核坚实的中心文化，这对其他学说和文化有排斥的一面，但也有包容和吸纳的一面。各种文化与儒家思想相合者、符合最高统治者意愿者，就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和很大的规模，产生出种种文明成果。长安城之所以由一片空地迅速成长为中国各方面的中心，并且有远超罗马城的35平方公里巨大城市规模，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就在这里；长安文明的许多具体特质，究其发端原因同样在这里。罗马文化中没有这种一支独大的至尊核心，奥古斯都称帝，但共和思想和法则依然深入人心，即使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文化，也没有改变罗马文化多元的特质。罗马帝国广阔疆域大大小小的诸多城市，都被允许按照首都的模式去发展和建城，而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建设是不能同首都平起平坐的，同时像罗马城中几百所公众休闲与聚会的巨大浴堂，也是长安城中不可能有的。只是到公元 392年，基督教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发展成至尊一元的宗教文化，但这时距罗马帝国的解体已只有几年时间了。
长安文化是由中国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以本土的周秦文化为基础，广泛吸取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和中原的魏韩文化，甚至少数民族及域外的各种文化，长安文化变得广博而宏富，变得深沉而浑厚，真正可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长安文化带有浓厚伦理道德色彩，这是由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所决定的。长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粗犷中逐渐趋于细腻，在分散中逐渐趋于集中统一，在宏观意识强烈中又表现出精微，在刚健中又加进了柔和，在对立中变得中庸，最后形成一种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的大文化。它在来源上是多元的、集大成的，而在形成的本体上又是一元的、中心的。反过来，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又进一步支撑和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度。长安文化中心性强的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和无所不在，使它可以造就伟大的文明。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规模极其宏大的都城、陵墓长城、水利工程、交通道路网络；首都圈如此，首都圈以外的广大地域同样如此，汉将赵充国驻地距首都长安近900公里，派人向朝廷奏事，往返1,800公里七天就得到回报，显示了道路和驿站系统的良好，以及朝廷议事的高效率，引起后代人的感叹和羡慕，这又显示出首都圈的高度文明正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古代中国推向它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由于受楚文化的广泛影响，长安文化在原有的刚健、质朴、严肃之外，也不缺乏浪漫、空灵。西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陪葬墓中有名将霍去病墓，墓前石刻就清楚地显示了长安文化的这两种不同风格，从而成为长安文化中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形成对照的是，罗马文化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从而形成既带有希腊色彩、又有鲜明特征的罗马文化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大，实际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中东、北非，或者说欧、亚、非三大洲文化的总汇。与汉帝国以一元文化推进文明发展不同，罗马帝国在征服广大地域之后，是依靠多元文化把这些地方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形成的规模极为宏大，如公路总里程即达 120,000公里，致使在西方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说法；又如罗马的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道、城中的至今犹存的宏伟建筑，都令古代的和当今的世人惊叹不已，这些都证明罗马文化是华丽、宏大和富有表现力的；双方文化中都有中庸与和平的内涵，所以双方的古籍中互称对方的人民是“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和“举止温厚”，这也是双方都对对方感到深刻兴趣、愿意亲近的原因。
长安文化在吸纳性和包容性之外，还有着很强的探求性。这是因为，长安文化是一种集大成的新兴文化，除了在伦理道德方面已达到巅峰、表现高度成熟外，在其他方面还有大的提升空间，还正处在向上发展的成长阶段，所以愿意探求和吸纳其他文化来充实自己，在这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司马迁在广泛游历的基础上撰写名著《史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追求，都洋溢着强烈的探求精神；张骞出使西域，在西方人之前最早开通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中国人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一次大探求。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这“博望”二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长安文化的探求性。中国人冲破了长期以来艰险、封闭地理环境造成的束缚，也冲破了自己观念上的封闭意识，开始努力探求域外世界。也正是长安文化中的“博望”理念，变成 “丝绸之路” 开通的积极动因，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长安文化强烈探求性的一大胜利，也表明长安文明的诞生是不断探求的结果。通过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中国人对大千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都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内容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域所接受，对亚洲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又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或者说是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至于罗马文化，从一开始起就处在一个海陆交通四通八达的有利交流环境中，所以罗马文化中的吸纳性、包容性扩散性和探求性，表现得同样强烈和广泛，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长安文化同罗马文化还有一大类似处，就是它的非宗教性，从而洋溢着很强的人文精神。长安文化中也有多神信仰的倾向，这是后来道教发展的源头之一。然而，按照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长安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始终比较淡薄，没有上升到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的“仁爱”变成一种导向因素，对人的普遍关爱，使儒家虽然有“儒教”之名，却始终不能真正成为一种宗教，这是长安文化中强烈的人文精神不断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推动下，长安文化可以诞生出像司马迁《史记》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伟大著作，它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罕有其匹。它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同时还是解读人文精神的思想学术专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罗马文化继承希腊而来奉行多神信仰，这种信仰理念开明而松散，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得比较宽容。宗教观念不强，就导致文化中充满了科学探索和人文精神。正因为罗马文化中有着很强的人文精神，所以在蛰伏数百年后，这种人文精神又成为文艺复兴运动能在意大利发端的历史渊源。至于基督教被定为罗马的国教改变了罗马文化非宗教性的特质，也就标志着原有罗马文化的衰落和中断。到后来基督教文化更加坐大，罗马甚至成了基督教教廷的所在地，这与当初的多元而宽容的罗马文化是背道而驰的。
长安文化的连续性，表现在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内核，然后其外延又可不断延伸扩展，在它基础上延续而成的中华文明，即使历经千年、政权更迭、外族入侵，也都没有中断或解体，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奇观。从 《史记》 后，又有《汉书》等“正史”不断出现，构成了一代接一代完整的中国历史体系，这是将“中国”看作一个连续并且无尽的过程而不是各自割裂开来的孤立段落；此外中国自公元前 841年起历史记载一年不缺，都表现出文化的连续性。罗马文化有过惊人的辉煌，但它在盛极一时之后，被基督教文化取代而宣告中断，退到被人遗忘的角落，这表明在连续性方面，罗马的多元文化不如长安的一元文化。
今天，有数量浩繁的出土文物在长安周围发现，是长安文明的真实再现。它们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艺术文物和技术文物，具体地反映了长安文明中的艺术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地位。长安文明中很少见独立的艺术品，但这种理念在先而又塑造性很强的文明善于将实用品变成艺术品，这也是长安文明的一种特性。展出的瓦当、空心砖本是常见的建筑材料，画像石更是筑墓的石材，但一旦纳入长安文明的范畴，它们都被加以艺术化的处理，既可以当艺术品来欣赏，也可以寄托一定的理念，所以在今天，它们都被看作是文化艺术产品和一定思想观念的物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铺首是建筑物大门上装置门环的物件，从展出的鎏金铜铺首上，我们不难推想，当初安装它的大门是何等气派，整座建筑物又是何等豪华，这多少弥补了土木建筑难以久存、令人不能一睹真面目的缺憾；铜雁鱼灯本来只是一件造型美观的实用品，但它防油烟污染的功能，使它有着很高的科技含量，所以也可以被看作是科技文物，它这种巧妙构思在罗马的灯具中是没有的；弩机作为冷兵器时代最具威力的发射武器，也同时是科技文化的展现，在汉代是军队普遍使用的实战兵器，而在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古代西方，却迟迟没有这种装置，文化理念的差异，导致了文明成果的异彩纷呈。
纯粹的艺术品在长安文明中其实也是有的，这主要是指一些殉墓的物品。当我们不计它们为死者服务的功利动机，也不考虑它们的证史功能，就可以将陪葬品当独立的艺术品来看待，它们在长安出土文物中占了很大比重。展出的汉代彩绘舞俑、杂耍舞俑和彩绘跽坐俑，都值得我们仔细欣赏。长安一带出土有汉代最优美的女俑，从这些展品中可略见一斑。汉代女俑在构思上注重女性的阴柔之美，一个个女性含蓄、温柔、内向，眉清目秀而楚楚动人，在造型手法上突出纤纤细腰，但又用摊开的裙裾划出两道优美的双曲线，构成一个大而稳定的基座，在抒发“以瘦为美”美学追求的同时，又用高妙的造型手法弥补了单纯讲“瘦”带来的偏颇，最后形成完美的作品，其艺术创造力是值得我们今天赞叹的。后世同属长安文明的唐朝女俑表现得热烈、外向、放恣，并且有着“以胖为美”的审美理念，这与汉代的美学追求形成直接对照唐代女俑在造型手法上更是与汉代完全相反，腰部最粗而落脚点较细，但同样也塑造出绝世美人。“环肥燕瘦”，各领风骚，两个伟大时代都以各自的文化理念为导向，然后创造出第一流的艺术杰作，同时体现出各自鲜明的时代风尚。
长安文化中军事文化所占的比重也颇大，这又是因为当时游牧民族强敌压境的外部环境造成的。依靠强有力的中心文化，汉王朝能集中国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且开辟国家牧场养马和大量引进域外良马，大力增加马数。当世界史上盛称古波斯养马50,000匹为壮举时，汉武帝时的国有马数竟高达 400,000匹！由于马太多，长安城中曾因此造成交通堵塞，但大量的马匹为组建骑兵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更为击败强悍的匈奴、创造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奠定了基础。展出的杨家湾兵马俑中，骑兵的比重已达到40％，上升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反映的就是汉代骑兵迅速壮大的发展历程。在实战中，名将卫青、霍去病率领的汉军铁骑，采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远程奔袭战法，远征千里、横绝大漠、奔突瀚海迂回包抄，表现出很强的突然性，是农业民族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文明成果，最终将汉帝国推向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而这些军事文物的大量发现，又是长安军事文明的历史缩影；形成对比的是，罗马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文明，也有极为辉煌的战绩，但它同汉军的装备不同，战法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它是以步兵战法为主，以排山倒海之势正面对阵为主，这与长安文明中的骑战为主是不同的。
长安文化、长安文明是博大精深的，罗马文化、罗马文明是华美而恢弘的，它们各领风骚、遥相呼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