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亚际双年展论坛：生产艺术
综合讨论时间：2014.10.12(日)14：00-18：00
引言人：工厂小组(台北)，Samir Gandesha(加拿大本那比，Simon Fraser大学)，朴赞景(首尔媒体城市双年展总策展人)，陈界仁(台北，艺术家)，陈光兴(新竹，交大亚太/文化研究室)
与谈人：李洋(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郑慧华(台北，立方空间艺术总监)，刘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林其蔚(台北，艺术家)，六兴华(上海，同济大学)，金宣廷(光州，亚洲文化资讯院艺术总监)，黄建宏(台北，台北艺术大学)，高士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张颂仁(香港，汉雅轩总监、策展人)
陈界仁/台北/艺术家
我的问题大致分成三点。
第一个是关於我想像的双年展。双年展应是创造一个有创造性的、矛盾的、多重辩证性的世界。这裡我要提到「修辞分配」，这种修辞分配可以从基进政治谈到去人类中心主义等，策展人并无必要引起激辩，但事实上不论是在台湾内部还是全球或亚洲，都充满著各种衝突跟矛盾，而策展人已经丧失或放弃、让渡了创造世界的责任。再者亚洲的双年展普遍有一种「从属性」，台北双年展基本上就是一部从属史，是我们自己把整个言说、书写、甚至创造衝突跟矛盾这些权利，全部都让渡掉。
第二个问题从我的台湾经验出发，以「生命政治」为例子。当我们将之放到亚洲或台湾时，—甚至是台湾内部，都不在同样的语境下，而在台湾的语境裡，我们首先要面对自己的不堪。第一个是日本殖民的现代性问题始终深植台湾。第二个是官方用一个「威权主义」把戒严简化带过，戒严就是死亡政治，而在其中起著主导作用的「美国因素」则扮演著救赎者，执行生命政治—给一个封闭的假政治，宣告台湾解严。因此，在谈衔接不同世代的生命经验的断裂，尤其是身体性或情感性或感知经验的断裂，通常会提到参与性艺术或介入式艺术，但两者皆已经预设了艺术家就是外部者，即便这个交叠过程充满矛盾与衝突，但应该是跟陌生的或者不同世代的人之间重新做叠合。当我们在台湾或亚洲谈这个问题时，明明不是外部者为何用这样的命名或论述逻辑去思考？
第三个是关於所谓的国际主义。台湾有一种很严重的西方国际明星策展人迷思，台湾内部找国际策展人，存在著「从属性」的问题。据说今年台北双年展大厅可以躺在吊椅泡茶，但在台湾很多老人都在泡茶，凭什么美术馆做就是艺术、老人做的就不是艺术？换言之，我们一直都在替金字塔型的艺术背书，若策展人没有创造矛盾或事件，我们就有责任将之挑起，重点不是看到什么，而是发生了什么关系，如此简单的现实却要用一堆艺术的修辞谈论。但今日整个现当代艺术史的脉络，都是西方的书写者所建构，我们因而成为无脉络者，因为长期不做建构的工作，我们的生命经验变成不知道要如何诉说，所以要从被命名者转换成为自我命名者，这才是我们需要双年展的必要，否则为何需要双年展？
徐明瀚/台北/工厂小组
以一般的定义来说，双年展的设定是要偏离主流性、要迈向边缘跨向外部性的知识，然后去加以搜掠，双年展做为这样的知识进入亚洲的时候，是否适用这个逻辑进行搜掠？双年展策展人本身可能并非烧杀掳掠，但应该是用「飞掠」的方式—像老鹰从地面抓起来一个东西就飞走的状态，到底这种所谓的全球双年展，对於相应的世界艺术家、或在地艺术家的关系会是如何可能？目前，我看到全球双年展化的状态对在地来说是无生產的生產，主要是双年展不够经营在地，没有办法停留在一个地区/地方足够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所谓的「液体化的变态再生產」。比方就时间层面来说，法兰克(Anselm Franke)在这次上海双年展以八个月时间来策展，有上海媒体问他说你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处理？他说：Like a cold shower.也是一个剧烈加速下的生產状态；再谈空间的部分，作品延续性在哪裡？如果北美馆向策展人提出能否把展出的作品留在区域/地方？有些策展人可能不置可否。或者是说可不可以把你这次策的艺术家带出去？他们也可能不置可否。换言之，这颗蛋只孵了一半，他可能没有真正的时间或空间进行孵化。
另外，在地(local)艺术家自己本身有没有对全球化的(global)策展人有一些拮抗；再者就是空间上同时把国际视野带入台湾，创造一种时间差或空间差，是否再进行深耕或是带出国外。据布西欧说，他每次策完双年展都会写一本书，我非常好奇我们这一八位亚洲艺术家，包括一零来位的台湾艺术家，是否会被写到书裡面？我们可以去检视，他后续孵这些小鸡蛋的过程是否如实。
王圣閎/台北/工厂小组
如果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导览代工体系的无间道，或是一个死劳动的地狱，如果全球性双年展跟我们在地是脱节甚至脱离的话，双年展恐怕是对於我们目前现状的一个肯认。我先分三个层次谈：第一个层次是对於人和物的现状，强调人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共活性，这是第一个关系现状的再肯认；第二个层次我想谈的是对世界的艺术馆和美术馆现状的再肯认，布西欧在记者会说到，他是在提供一种反讽，不管他是反讽或不反讽，在某种程度上他都不会脱离我们今天世界的任何现状；第三个层次是人的差异现状的再肯认，布西欧一方面说要重新进化人类所弃守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说人类只是在广大的关系网络提供一个元素，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思考我们的关系世界。在我看来这之中產生了一个非常弔诡的詮释空间、一个不政治的预设。布西欧认为他只是关系事件中的其中一个人、元素，他会去思考这其中的关系，可是对於「人类世」当中最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或网络家而言，人类就是万物之灵。
最后我想要提醒、确认一件事情，在地民眾的位置究竟在哪裡？台湾在地的民眾还是台北双年展最重要的对象。最后我在思考，如果我们今天这个论坛有其意义的话，是否能够提供策展人或者双年展很激进或有趣的想像，就是回应到社会运动，我们是否能够去想像或建构一种对於在地民眾的分离性或是在地民眾google的双年展？有没有可能產生一个新的部署状态？让我们这边的讨论可能重新去进行作品的集结，透过艺术和民眾一个偽连结的策略，重新去包围或想像美术馆，或是一种新的双年展的政治性部署。
郑慧华/台北/立方计划艺术总监
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写出自己的策展史？这不仅关系到策展史的书写还有机制的运作。我们向来相信西方人的话语权，而自己只能做为话语裡的从属者，这个问题从第二届台北双年展开始就延续至今；而第一届的台北双年展在意图上不太一样，当年邀请日本的南条史生(Fumio Nanjo)是至今唯一一次的亚洲策展人，在那次的架构之中，南条提出「何谓亚洲主义？」，虽至今仍需讨论，然而一九九六年时是由这样的视野出发；由於我们在文化对话上长期以来被殖民的经验，產生了自卑感，使得日后整个机制在运作时，始终朝向一个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怎么做」的状态。
郑慧华/台北/立方计划艺术总监
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让渡了话语权，还丧失所有的资格。何必要讨论布西欧带来的话语正确与否，在一开始我们已经失去发言权，事后再来谈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弔诡、也很反讽自己的现实状态。双年展这一五年来的时间，世界各地的双年展几乎都回归美术馆，即便是强调在不同城市或地域游走的双年展，慢慢大家会发现全球双年展的差异性变小，并且逐渐回归美术馆。回归美术馆其实是违背双年展本身最初做为一个检视传统、美术现代性机制的目的及愿景，所以最后成为一个虚偽的话语代表，提出了一些看似很有挑战性的议题，但事实上当双年展都回归美术馆而成为一个Museum Project时，还是从属在原先的大架构裡，所以现在的双年展为何话语会逐渐失效，整个问题就是在此。台北双年展就处於这种双重夹击下—一个是台湾本身的文化从属性没有被反省，再者就是双年展落入失效的状况，然而，台北双年展又不同於其他双年展的是，它本来就是一个Museum Project。
刘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我不以策展人的身分，而是从一个市民的角度谈上海双年展。不论我们在学术话语或思想方面去探讨先锋艺术，还有双年展如何处於一种悖论性的境地，但上海双年展不可否认的佔住了这个城市大量的资源，并且不是以一个被动的方式。举个例子，上海市政府很主动的让出市政厅的部分空间去展示，做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我当然要问，那双年展传达给我的到底是什么？我不是质疑双年展佔有这么多的资源，而是参与了城市一个潜移默化形成新的教化过程。不管是双年展或是艺术空间，特别如这次台北双年展所做的「生產艺术」这样的议题，也有其所无法到达之处，那个地方不仅涉及到自己思想的讨论、编辑，同时也受制一般的传播渠道，同样讨论生產的问题。
我再纳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工厂，从台湾、从四小龙国家逐渐地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甚至转移到中国的内六，加工厂的工人给我们的印象不是老一辈的、父母那一代的，而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比我年轻的人，并非没有休閒的娱乐时间，而是他愿意加班，但他会把工资的三分之二去买山寨手机，这个山寨手机可以让他在有限的空间获得一些娱乐放鬆，这意味著什么？风雨能见，政治进不去，经济进不去，思想进不去，更遑论是艺术，最后进去的就是这些大量的科技类產品。今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抗压的需求，在这样有限的空间裡，艺术未必是种天分、能力，而是基本权利、生存需求，这点是否可以真正改变我们，从一个都市的庙堂学者，进入真正的有交叠的故事？
黄建宏/台北/台北艺术大学
在亚洲甚至在亚洲之外很多地方的社会或社会内部文化的状态都很像，也就是说当外部採取了跟内部特定的一个经济交换关系的时候，其实内部社会裡面的文化做为一个个体，会各自求生存，这个各自求生存，照理说是这个社会内部的文化斗争。这也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一个外部跟内部形成一个经济关系的时候，中间这一群流动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有没有分工的可能？
再谈美术馆这个部分。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都会有特定的问题，而北美馆是一直都没有为选艺术家或提供艺术家名单，或者是选策展人这件事情制订一套规则，不制定规则不是无能或有能的问题，台湾的美术馆裡面不只採购法，这些法其实同时在规范著一件事情，就是美术馆裡的人到底是行政人员、还是专业人员？美术馆裡的各个部门都是专业部门，但这裡面太多的法律让他们无法施展专业，所以在这个部分过於法治了，法治到最后就没有法治，反而是在一种摇摆的状态。
而当我们在如此大的文化框架底下，其实难以述说这个策展人/双年展好不好，因为这已经超越好不好的问题。当理解了整个台湾的歷史后，会发现台湾的艺术发展几乎没有一刻不受政治所左右，尤其美国因素进来以后，几乎奠定了台湾文化生產的方式跟框架。再让我们回到双年展，如果要严肃的去对待文化的话，几乎是发起一个全面性的、重新的文化书写与文化批判，但要如何在一个框架底下不断的生產这样的事？刚刚提到外部跟内部，当邀请一位国外的策展人进来时，我们不断的要求敞开学习，但当我们在这裡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这个空间场域所有的话语，有没有可能通达到任何一位曾经策过台北双年展的策展人耳裡？其实传递不到，台湾的文化政策从过往到现在，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要求的开放其实是单向的吸收，且事实上当我们有所想法要回应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自己根本不在国际的对话场域裡。
龚卓军/台南/台南艺术大学
假设这届双年展的生產性被质疑，究竟大家所谈论的方法能否进入美术馆体系？即使策展人是我们自己的，但能带多少团队、如何操作？拟定的时间、条件究竟做不做得到？我觉得很难。在公务体系裡，其实要用完全不同的高度或方法，跟那样的体制对抗、连结才有出路，所以「西天中土」的执行，在台湾不太可能发生，过程中的预算结构、策画者到发动的过程，甚至连接之前的计画再进行延展—以此为双年展的动能，我认为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是欧洲哲学能解决的，也不是做小展览的、策展的位置可以解决。像「冷战」这个问题一直无法成为我们的议题，连「殖民的亚洲」、「冲绳」或「济州岛」亦然。这两天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发现在台湾不是很好找日文跟韩文的翻译，要如何培养翻译者，这是谈「亚际」时很根本的问题，假设在这个领域裡没有能够操作这些语言或是破解这些「修辞」的翻译者，其实很难办得起来。因此我觉得上海双年展、「西天中土」，有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在翻译的部分其实做了很好的处理。如果每隔一、两年，要办这样的论坛，题目能否聚焦在譬如「冷战」，或指名亚洲如冲绳与济州岛的连结，邀请一些各国的策展人，进行深度的讨论，从方法上累积，两年、四年、六年，第六年之后办一个较大的展览，跟北美馆说：我们已经搞了六年了，那让我们自己来弄一次吧！然后把要连结的地方结合起来，在很细密的讨论裡面，一旦提出来就可以被延伸出去。时间够的话就会生產出不同的话语，不单是要对抗现代的某个体制而去生產某个话语，而是思考未来某一种展览形式，不一定在美术馆裡面，然后我们花四年到六年去想，有没有可能？谈亚洲的问题，我会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方法。
陈光兴/新竹/交大亚太文化研究室
二零一零年，我们开始推动「西天中土」计画，当时其实是借用上海双年展的平台做不同的事情，去推动印中的交流。我们企图在这样的结构之下，藉由双年展做其他的事情，所以除了批判之外，还能够藉其有更大范围的能见度或影响力，不是到美术馆内看那些艺术家的展出，包括有些活动在会场外、和别的地方的串联，所以我们今年跟不同地方的双年展连结，最起码跟台北双年展和光州双年展都已经进行合作，接下来要到印度合作三年展。希望能创造一个机会，共同讨论双年展还有哪些可能性，不只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还有可能发生。所以有一个双年展结构的想像，不在只台北，上海，新加坡等地方都持续在发生，怎么样才能更为有深度的互动。
因此，很多事情想清楚以后就有无数的洞穴和断层，就算把这些事情都想清楚了，美术馆也是听不懂的，因为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人们依存著这些东西，一旦鬆动很多人就会陷入困境—依靠著赚钱或活命的都好，所以并非能简单成事。相反的，有很多人不一定是靠著美术空间存活，有的时候要跟美术空间发生关系，以公共空间来说，这裡就是一种公共空间，有时候说话不一定要对著政府说，也不一定要对著美术馆讲话，大家多多进行沟通或讨论，也许就会形成某一种不同的看法，也许哪日谁变成了政府，或是他们这些人跑去当策展人，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很多事情其实说不清楚，在现有的机制底下有太多的冀望是不切实际的，反而是一直有别的东西要去摩擦、磨合。我记得一位友人跟我说过：要改变这些东西很困难，得不断打游击战。很多思想的东西是可以积累的，不是走掉就结束了，做不成没关系，做其他事情还是有很多可能性。